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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是甘肃省酒泉市辖的一个县级市，中国的国家历史名城。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过于西域、欧洲和中亚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曾经拥有繁荣的商易活动。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的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古老大的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产、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奇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葱葱郁郁、生机勃勃，就像一块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小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吞噬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道士王圆箓夸张地描述了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过程。愚昧的王道士怎么知道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敦煌也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割裂瓜分，流散到世界各地。
　　如今，平静祥和的敦煌依旧保持着它与生俱来的文化热度。人们已经习惯于打那个闻名世界的小小洞窟称做“藏经洞”。
　　在今天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的正式编号是十七窟，位于第十六窟内甬道的北壁。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到，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只是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九百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我们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文献会被储存在这里呢？我主要认为可能是避难说，主要是受战争的影响；那么敦煌的僧侣们呢？为了避免这些藏经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藏经洞之中。”
　　除了“避难说”，对于藏经洞的形成，敦煌学者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藏经洞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古代的敦煌僧人所废弃的一些物品，这种观点我称之为，‘废弃说’。”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
　　据记载，自西晋僧人竺法乘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开始，历代僧俗都在此地营造寺院。晚唐五代，敦煌的官方寺院有十七所之多，三界寺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三界寺与藏经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公元900年前后敦煌发生战事，三界寺在战火中被焚毁，收藏于寺中的全部佛教典籍随之损毁殆尽，劫后的三界寺开始重建，但寺内藏经匮乏，不敷供养诵习之用，如何重建经藏，成为僧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这件写巻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径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三界寺的藏经呢，实际上是由道真和尚主持完成的，经录的下面有题款，题款的日期是长兴五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934年。”
　　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连年的征战使中原的社会生活处处水深火热。而悬隔数千里的敦煌一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太平。
　　除了道真和尚以外，三界寺一定还有其他的僧众参与搜集经卷，对寺院来说，经藏是血脉，不可或缺。
　　道真和尚在这几十年中是如何搜集佛经的呢？
　　敦煌文献中有这样的文书记录，“三界寺张僧政将去，法华经抄壹拾贰卷，阿弥陀经抄柒卷，梵天问疾经壹卷”，这是当年道真和尚亲笔写下的借条，由此看来，借经抄写是当时道真和尚和寺中其他僧人为三界寺补充经书的手段之一。面对卷帙浩瀚的佛教三藏，以个人之力缮写经卷以为功德供养，当然是杯水车薪。
　　在中世纪的写本时代，佛教僧团有专门负责写经和管理经书的机构，经司。参与写经的经生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弟子。缮写经文有一定的报酬，不过，三界寺相对于城内的大寺来说，地偏人少，寺产不厚，他们请人抄写经本，数量必然非常有限。三界寺里的经卷应该还有另外的来源。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千年之前，来自南亚、地中海、中亚等地的文明就已经在此汇聚，中亚西域佛教更是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今天，每逢传统的佛教节日，敦煌莫高窟前总会热闹非凡。当地虔诚的百姓会聚集到这里，进香拜佛，在道真和尚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祈求佛祖的保佑，经常向寺院捐赠佛经供养，以个人或者家族出资缮写佛经，再把这些佛经捐献给寺院，这部分佛经就成了供养经。
　　这件写巻里记载了一位名叫康秀华的施主为寺院出资抄写《大般诺经》以为供养的事情。他一次向寺院捐献了银盘子三枚，总共三十五两，还有麦一百石，粟子五十石，另外还有化妆品叫做胡粉，胡粉四斤。当时四斤胡粉就是六十四两。
　　“按当时的价格来折算，就是一两银子相当于五石麦子，这么一个价格。那么胡粉的价格多少呢？胡粉的价格就是一两胡粉也相当于五石麦子，这样折算下来，就是六十四两胡粉也就是三百多石麦子左右。那么三十五两银盘子折下来，也就是一百五十多石麦子，总共是六百石。一部大般诺经也就是六百卷，正好在这个价格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一般老百姓掏不起这个钱的。
　　众多捐经者的名字大都不为人知，从这些残留下来的题记和文书中我们可以感知他们施种福田时的虔诚，更有人为了捐施倾其所有，以换取内心的幸福和安妥。
　　由于三界寺地处偏僻，规模也不大，要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藏经数量，仅仅靠信众供养也是不够的，僧人们还要另想办法。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写本时代，书记宝贵难求。所以敦煌各寺院一直有将本寺部分闲置或损坏不全的佛经写巻相互交换补充的习惯。
　　于是，到其他寺院去搜求成了道真和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叩响每一家寺院的门环，每一扇寺门的背后似乎都蕴含着可能。他四处奔走，在高山大漠戈壁风沙之间艰难的穿行，慢慢的黄沙故道上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背影。
　　“像道真和尚向敦煌地区其他寺院里头乞求佛经这种行为就称为乞经，那么敦煌地区乞经呢，它很复杂。就是说，它不但是敦煌当地的寺院之间它的佛经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渠道。那么道真和尚呢？他向其他寺院乞经，同时很可能他也向中原地区乞经。”
　　另外，敦煌地方政权每年还派出使团，使团中除了官员还有僧人，这些僧人除了请求经书，另一个目的就是巡礼，到中原地区的名寺古刹礼拜和学习。这种频繁的交流使的敦煌地区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敦煌地区逐渐盛行起了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
　　也许，道真和尚也曾是出使中原使团中的一员，这位满腔赤诚，黾勉努力，持之以恒的沙门后来成为总管敦煌僧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道真和尚为了完善三界寺的经藏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在敦煌经卷里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公元987年，勤勉一生的他大概在这之后就圆寂了。
　　三界寺收集佛经的工作持续了多年，在道真和尚和其他僧人不辞劳苦的努力下，三界寺的藏经从无到有逐渐丰富起来。　
　　公元1006年，地处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大西北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消息传到了敦煌，战争即将降临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的三界寺内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僧众们担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藏经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紧急商议应对之策，最后决定，把三界寺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
　　经过周密勘察僧人们选择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这个洞窟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河西都僧统洪（巩？）和尚的影窟。河西都僧统就相当于今天当地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在洪和尚圆寂后人们为他建造了一个影窟，也就是纪念堂。
　　三界寺的僧人们将洪和尚的塑像请出影窟腾出地方，来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经卷，经过整理，所有佛经都搬入洞内，码放整齐，为了万无一失，洞窟封闭之后，僧人们请人在封闭的整面墙壁上绘制了壁画，以掩人耳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外来势力并未东进。公元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
　　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着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是为了躲避战争，而战火并未降临，，佛经又是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东西，那么理应是重开洞窟的时候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藏经的洞窟，者又该作何解释呢。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有的专家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废弃说。也许它能为我们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它们实际上是被当时的敦煌僧人认为呢，失去了使用价值，没什么用处了，所以，敦煌的僧人就把它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把它们封存在一个洞窟里面，因为是一些他们认为的废物，没有用的，所以封存以后呢，也就不再管它了，不再开启它。”
　　方广锠先生几十年来为了编纂《敦煌遗书总目》走遍了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机构，是迄今为止中国敦煌学界查阅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
　　被今人奉为珍宝的敦煌遗书，真是如专家所说只是当时的废弃物吗？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段端，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交通的要冲，沿着这条丝绸之路西来的佛教也较早的在此传播。
　　这是农历四月初八在敦煌雷音寺进行的法会，相传这一天是佛祖释迦摩尼的生日，每逢此日，僧尼都要举行仪式，用净水灌浴释迦佛像，所以称浴佛节。百姓们也到寺院中进香许愿，祈求佛祖保佑。
　　在一千多年前，敦煌地区经常举行各种佛教法会，法会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转读佛经。今天的法会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仪式了。
　　敦煌文献中记载，在法会中转读的佛经首选位列大乘佛教经典首位的《大般若经》，人们认为，这部汉译达六百卷之巨的经书是镇国之宝，只要转读此经就可以积累莫大的功德，所有祈求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对《大般若经》的狂热崇拜，使得这部经书的使用率很高，损坏的速度也就最快，在藏经洞中，就有大量的《大般若经》的经卷。佛经长期流通，时间长了难免损坏，为了保证经典的正常使用，敦煌寺院经常在僧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经典的清理检查，发现破损及时进行修复或者重新抄写替换。
　　遇到破旧重复的佛经便剔除出来，堆放在寺院的某个指定的地方，这个存放残旧经典的地方，僧人们称之为故经处。年复一年，这里积累了很多破旧的经书，可是这些破旧的佛经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对方保存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敬惜字纸。
　　“传统有仓颉造字鬼哭夜这么一种说法，因为人本来就够厉害的，文字呢，认为是夺天地的造化的，人要是创了文字，那鬼绝对就治不了人了，鬼就害怕了。所以对文字的一种敬畏的心理使得人们对于写了文字的这个纸张，都是非常珍惜，不能糟蹋。”
　　另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的纸张要靠内地转运过去，有限的来源使得纸张非常珍贵，因而敦煌各寺院对纸张的管理都十分严格。
　　在僧团专门负责抄写经书的机构，写经之人领取几张纸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抄写完毕必须将纸张如数交回。如有抄写错误，则须在纸上写一个“兑”字，然后凭这张纸去领取新纸。为了节约纸张，通常每张纸正面用过之后，还会反过来使用它的背面。
　　既然纸张珍贵，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封存的经卷中还有大量背面未曾使用的卷轴式经卷呢？据专家考证，这与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技术进步有关。
　　公元971年，四川地区开始雕版印刷，佛教三藏的总集《大藏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刻印的雕版大藏经，因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后世称为《开宝藏》。
　　这里是位处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它始建于1866年，至今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木雕刻板印制佛经的方式，在这里记录了经书的制作工艺。
　　首先把待印的文字写在宣纸上，反贴于木板，然后用手把纸搓掉，墨字便留在木板上，再用刀将每个字的笔画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书板雕好以后，先用刷子蘸墨在书板上刷一道墨，接着，把宣纸覆在板上，另外用干净的刷子在纸的背面刷扫，把纸张揭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这样一块块书板，一纸纸书，周而复始，再经过各道工序线装成册，一本书就这样完成了。
　　最早的雕版《开宝藏》经本大部分已经亡佚，所幸我们还能通过《开宝藏》的覆刻本《赵城金藏》看到它的大部分内容。《开宝藏》的刻印先后历时十二年，共雕版十三万块，最终于公元983年全部完成。《开宝藏》印刷完成以后，北宋王朝将这部大藏经输送到了辽、西夏、高丽、日本等地。
　　敦煌地方政权与北宋王朝一直有着朝贡关系，他们也数次向宋王朝乞求赐予金银字藏经都得到了赏赐，这次敦煌也得到了《开宝藏》。敦煌地区的佛经因此丰富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是的纸张不那么珍贵了。这样看来，残破的卷轴式经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保存下去了。
　　“藏经洞的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佛经，佛经就是佛、宝、僧三宝里面法宝的代表，既然是法宝的代表，那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无比神圣的，即使它用破了用旧了，也不能随便处理，要有一个妥当的方法。
　　在敦煌莫高窟呢，它恰巧有很多的洞窟，而且呢，经过清理，出来的佛经非常多，那么这也因缘凑巧，他们就选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洞窟，把它放在洞窟里面封闭起来。”
　　如果废弃说成立的话，废旧的佛经似乎是被很恰当的处理了，然而，在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的从东晋到北宋时期的官府文书以及社会经济类文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晚唐五代时期，佛教是敦煌地区的官方宗教，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当地佛教教团的僧官都是统治敦煌地方政权的座上宾，甚至成为官府中的高参。藏经洞的原主人洪和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河西都僧统，管理河西地区的宗教事务，并以其身份参与地方政务。随着世俗政权的巩固，当地官府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甚至百姓出家也要通过节度使同意。
　　这是一件度牒，上面记录着公元938年官府批准一位姓张的女子出家的内容，“有女胜莲，生之乐善，闻佛声而五体俱欢，长慕幽宗，听梵响而六情顿喜。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剔削者，故牒。”
　　而这幅敦煌壁画更加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女子梯度的情景。
 藏经洞里，晚唐五代时期的官府文书往往都与佛教寺院有关，而另外一批晚唐时期的官府文书是因为僧人利用它们的背面抄写佛教文献所以保留了下来。
　　敦煌因为同中原地区的广泛交往，自古农业就十分发达。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方式。而一千年前的敦煌壁画就用简洁写实的线条描绘了百姓农耕的场景。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僧人们也可以拥有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经济生活，从事农耕劳作，拥有寺产，还要按着官府规定承担赋税，甚至服兵役和杂役。由此看来，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出现借据、房契、账本等社会经济类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包罗万象，既有大量的儒家经典，也有后世罕见的异质宗教的文献，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以及大批表现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类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记录。另外，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用于供养的绢画等精美的艺术品。
　　让我们按照废弃说的观点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
　　在藏经洞封闭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召集各寺院的僧官统一布置了各寺院清点藏经的活动，清点工作完成后，各个寺院清理出来的淘汰物品需要作统一的处理。经过详细的讨论和实地考察僧人们发现洪和尚的影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放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不见天日，在黑暗中封存了九千年。
　　公元1900年当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道士王圆箓不断地翻弄，但是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是基本保持了原貌。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的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存放在一个个包裹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所谓敦煌遗书是被古代人废弃的，这绝对不意味着说我认为敦煌遗书没有用处、没有价值，因为古今人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敦煌遗书在我看来，它有文物、文书、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所以它是一批中华民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批文化瑰宝。”
　　藏经洞内的汉文敦煌遗书共有五万八千号左右，此外还有一些绢画及其他文字的遗书。今天，敦煌遗书已经成为我们跨越时空与古人交流的桥梁。
　　这幅《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这卷唐代舞谱用文字将那个时代的舞姿曲调记录了下来。而这些有关《坛经》的文献，是我们对禅宗这个中国佛教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的早期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解读。另外，从敦煌遗书中还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书籍装帧演变等细节。
　　敦煌藏经洞是一个真正的藏宝洞。在它开启后，在世界人文学术中产生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遗书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西域和中亚地区历史的资料宝库。
　　无论是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避难说，还是废弃说，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谜底最终也不会显现。
　　莫高窟里美轮美奂的壁画，喜怒安详的彩塑，和藏经洞里的珍贵文献，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历史的脉动，因为在莫高窟，历史与我们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