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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惟有中华文明。但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虽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但我国悠久历史的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推，历史久远就难以考证。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世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已经相继建立起年代标尺相比，这无疑成为古代中国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由夏商西周三代往上推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框定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因此建立这一时期的年代学标尺，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的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将我国有纪年的历史由公元前841年前推到公元前2070年，向前推进了1229年。
　　这份年表不仅框定了夏、商前期年代的基本框架，而且排定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王及西周10个王的在位年，填补了我国古代文明史中的一段空白。
      一、迷茫与求索
　　在中国传统的农历中，清明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这是一个祭祀祖宗，怀念先辈的日子。
　　每年的这一天，无数的中国人，包括许多的海外华人，都要聚集到位于中国的腹地，黄土高原上这座古柏森森，浓荫蔽日的古庙，举行隆重的仪式--祭黄陵，以表达他们对这位被尊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祖先---轩辕黄帝的崇仰之情。
　　黄帝被中国人敬为“人文初祖”，相传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数算等等，都是在黄帝时期先后发明的，那是一个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其实，在中国，黄帝陵并不止一个，除了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那座规模宏大的黄帝陵以外，在河南省的灵宝市也有一座黄帝陵，宋代以前，人们常到此处祭祀黄帝。炎帝是另一个与黄帝同时代的传说人物，流传下来的有关炎帝的遗址陵园在中国有多处。除了在陕西的宝鸡市南郊的炎帝陵外，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湖北的随州市和湖南的炎陵县都有炎帝的陵寝。炎帝、黄帝的古老传说产生在文字出现以前，经由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才得以存留下来。它是远古时期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对圣君明主的期盼，对太平盛世的想往。同样，在现代中国地图上可以发现许多有关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和夏王大禹的地名，如：山西的夏县、山东的禹城、河南的禹州，以及从南到北多处被称之为禹山的地方……。
　　这些地名的重复，传说与史实的混淆不仅仅出现在口耳相传的远古的人物和事迹中。事实上，中国早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中国，流传自今，最早的带有史书性质的古籍当属春秋时期成书的《尚书》、《春秋》和《左传》等为数不多的几部。由于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都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后人称之为先秦古籍。
    [采访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志忠：先秦古籍里直接涉及到历史性质的史书实际上只有两部：一部是《尚书》，一部就是《春秋》。《尚书》里主要反映从尧以来天子帝王的讲话和他们发布的命令，最后由孔子整理了一下，听说有百篇，但实际上传下来的没有这么多。 它是直接涉及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春秋》则是孔子以鲁国的《春秋》为一个底本，按鲁王排的年代，上起鲁隐王，下至鲁哀公，一共记载了一百多年的事。它还记载了以鲁国的《春秋》为纲，在同一个时空里其他各个诸侯国发生的事情。因此，它实际上是个编年的史书。]
　　在这些数量不多的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迹多经加工塑造，神话和故事交织，传说与史实混淆，疑云密布，真伪并存。在以后2000多年时间里，人们对这些先秦史学典籍基本上是全盘吸纳，深信不疑。这些为数不多的先秦古籍成了后人编写史书的源头，这就是中国史学研究中所称的信古时代。从春秋战国到大清王朝，留下的史书典籍浩若烟海，汗牛充栋，但是，被人们奉为正史的只有二十四部，这就是清朝中叶由乾隆皇帝诏令刊印的二十四史。中国人所熟知的《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由西汉的皇家史官司马迁所撰写。作为中国早期历史记录的集大成者，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早期中国史。据称，司马迁在修编《史记》时，曾游历中国各处，探寻前人活动遗迹，汇集天下遗文古事，考信于六艺，将中国的历史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王朝，最后写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汉武帝时期，上下延绵三千年。
    [夏商周首席专家李学勤采访：司马迁写的《史记》的确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不朽的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纪传体、正史创始的第一部，内容确实非常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本人是（出生于）史官世家，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做史官的。所以从他的家传上来讲，可以说（由于）他的家学渊源，他于历史方面的了解是别人所不能比的，他所见到的材料的广泛也是别人所不能比的。所以司马迁关于古代年代方面有很多记载，特别是他说有表，这表里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秦楚之纪月表。。。。。。这些表体现了他在年代学方面的知识和研究。可是司马迁所见材料虽然多，他的年表如果是一年一年排下来，那么是从十二诸侯年表开始，十二诸侯年表的开始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按现在来说，就是公元前841年。在这以前，司马迁是不是就没有看过有年代的记录呢？不是这样的。他（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得很清楚：他不仅看过，而且还看得很多。问题是这些东西不统一、不一致，所以他莫衷一是，他认为不能做一个结论的地方，宁可暂缺。因此在公元前841年以前只有世表（事表？），只有王的世系，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年代]
　　在《史记》中，司马迁谨慎地将他所掌握的早期中国历史的确切年代，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更早的历史，特别对中华文明成熟时期的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则是有王世无年代，记载残缺。对大禹治水、成汤革命、武王克商等改朝换代的大事，没有年代的具体描叙，为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遗憾。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闭关自守的封建大门渐开，西学东进。科学与理性的思维方法使得在中国学者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信古之风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考辩古书、古史、古代传说真伪，成了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疑古思潮兴起。
　　二十世纪初，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领导者康有为先生在其著名的《新学伪经考》中对先秦古籍进行了清算，大胆地宣称一切先秦的古文经书，皆属伪作……
　　另一位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列举大量证据，辨析古籍的真伪。他总结到："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是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极力提倡整理国故，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远古历史。 1917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课程的时候，认为东周以前的一切记载均不可靠，“东周以上无史”。摈弃远古时代的记载，直接从春秋时期的孔子、老子讲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掀起了考辩古史的热潮，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采访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古文辩派）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比较审慎的科学态度来审查过去的历史记载，（也就是）从先秦到后汉以后的各种记载，实际上就是对它们进行一个考实性的（审查）。后来顾先生发现了“层累造成说”，就是他认为文献越晚、反而追溯的史实越早，所以顾先生后来就对它提出质疑，认为有些东西不是可信的，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人造的成分在里面。]
　　顾颉刚先生发现，上古传说中先后出现的伏羲神农，尧舜大禹等先王先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顺序正好相反，最早记载大禹的典籍出现在西周，尧舜在史书中的出现则晚到春秋末年，伏羲神农的记载则更晚。顾先生由此推断：中国的上古史是后人一代一代地添加上去的，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著名的观点。
　　人们头脑中存在了上千年的先王先公，中国人鼎礼膜拜的尧舜、大禹，统统宣布不存在，顾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震荡，一大批的中国学者参与了这场对中国早期历史辨伪求真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辩论中，人们甚至对中国出现的最早的两个王朝，夏、商王朝的历史和存在提出疑问。中国历史的巍巍大厦，似乎座落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夏商周首席专家采访李学勤：到了晚清以后，由于西学传人，新思想的发展。中国很多学者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不是正确就有些怀疑了。从晚清开始，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有“疑古思潮”的出现。“疑古思潮”不管是从文化史上来看，还是从学术史上来看，都是一种进步思潮。它有一种很进步的政治意义，打倒偶像、冲击罔论。因为过去在古史里形成一种偶像，对古代的一种崇拜，把古代称为“黄金时代”，这与历史进化观是相违背的。（而现在）对此提出怀疑，在这方面当然起着很重要的进步作用。]
　　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将军，为了法国的利益，率领大军向埃及进发。随行的除了军人、火炮和辎重外，还带了上百位的科学家和学者。在征战之余，学者们对散布于沙漠中古埃及时期的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并以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名义撰写了《埃及记行》。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对一个古老的文明进行系统地研究考察。历史的研究从书本走向了田野，走向了科学。经由几代人近两百年的研究，为古埃及的历史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将古埃及上古时期的王朝以及国王的在位之年考证出来，将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用年表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同样，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对西亚两河流域遗址的的考古发掘和对泥版楔形文字的破译，证实了一个距今六千年的文明的存在。在二十世纪初，面对中国田野考古的空白，面对经典古籍的疑惑，当国人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悠久的历史笼罩着一团迷雾，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的历史仅仅存留在书本古籍之中。
　　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921年，当时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专家、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在进行矿业资源调查的时候，在北京的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北京猿人化石。也许是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感召，安特生一生的兴趣从此由地质学转向了考古学，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仰韶村，中国河南省西部渑池县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地上地下随处可见破碎的古老陶片。
　　1921年，安特生先生在这里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彩绘陶器，第一次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文化时期的存在，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仰韶彩陶文化。随后，一批在国外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留学生相继回国，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方法真正引入到中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安阳，河南北部的城市。在这里，1928年正式开始、完全由中国人主持进行的殷墟考古发掘，使它名扬天下。大规模的宫殿、宗庙和王陵遗址，大量的青铜器和有字甲骨的出土，将一个湮没在古书典籍故纸堆里的商代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安阳殷墟的发掘第一次打破东周以上古史无实证的疑团，使得一度被认为是传说和故事的商代文明成为世界所认可的真实历史。殷墟的发现使得当时的中国学者确信，中国先秦古籍和《史记》中有关夏、商、周三个王朝的记载并不是空穴来风，也有许多合乎事实的部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的存在恢复了信心。田野考古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学者将目光从书本转向了大地，将单纯对早期历史典籍的辨伪求真的转向以文献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解释古代历史。由疑古派转变为释古派。继发现安阳殷墟之后，20 世纪中叶，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传说中夏王朝的活动区域，河南西部洛伊河流域和山西的南部地区，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为找到夏文化提供了考古学的线索和依据。经过考古工作者几代人几十年的辛勤努力，使得古代史书中描述的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的历史得到了验证，沉浸在历史长河深处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渐渐浮出水面。遗憾的是，对应这些王朝的文明史，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年代学标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年代数据相对简单甚至是空白。
　　年代是历史的框架，历史年代的模糊不仅影响我们对有关历史事实的研究和理解，甚至关系到对那段历史的认可。
　　1996年由中国国家科技部等机构发起并资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这将是中国人第一次投入如此多的的人力、物力，进行的历史学研究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汇集了中国历史文献、考古，天文与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的最高水平的专家，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勾勒时代线条，经纬三代历史，力求作出能反映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