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校百年华诞，也是中国国立农业高等教育开展的百年纪念。作为曾经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起源地，今日中国农业高校的领头羊，农大百年沧桑，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的四个时期，校名和校址也屡屡变迁，从我们面前的这张历史沿袭，就能清楚地看到。曲折的经历，坎坷的岁月，磨砺了农大坚韧顽强的精神，成了农大情系民生的传统，也铸就了农大的世纪辉煌。
　　一、学基初奠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12－1914、2）
　　中国农业大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筹资建的。也许是巧合，也正是那一年传统中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被废除，现代教育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
　　农科大学择地建校
　　京师大学堂自1905年起建设分科大学。在这张珍贵的历史文献——学务大臣《奏请建设分科大学片》中，将瓦窑村地方已购土地留作建农科大学的字迹清晰可见。1908年，望海楼一带取代了瓦窑村成为学校新的落脚地，下面的两个历史文献（《奏请拨望海楼地方苇塘官地建设农科大学片》、《教育公报》）对改址的原因均有记载。
　　罗振玉，农大人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他不仅是堪与梁启超、王国维比肩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更是农科大学的创始人。1909年，罗振玉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首任监督，他对将农科大学的创建极为重视，这份《复勘钓鱼台地亩情形报告》就是他当年亲力亲为的明证。报告意见被当局采纳以后，农科大学的校址就基本落实了，从望海楼到罗道庄，面积达1200亩，这给日后农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08年算起到1958年迁校马连洼，农大在此办学达半个世纪之久。
　　农科大学校址的选择，严格遵循了四个原则，充分地体现了第一代高等农业教育者的良苦用心与严谨精神。
　　1912年11月，农科大学从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旧址迁入北京阜成门外罗道庄（今北京玉渊潭公园）校址，石刻“农科大学”高悬于大门（第一张板的门头，回指对照1993年复制实物）。“农科大学”的大学的讲堂大楼（工字楼）和办事楼比赫赫有名的北大沙滩红楼还要早六年。尽管今日我们已无处凭吊，但在这些老照片中，我们依稀可以想像出它们当年的雄姿。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
　　1913年，农科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此时距1905年建校已经有8年之久，这也折射了中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创办的不易：大学堂1904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1909年预科班毕业后，部分学生和一些同年毕业的师范第四类学生升入大学堂农科，成为农科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13年，在经历时局动荡影响之后，农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在12月离校。
　　他们(指照片)就是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的星星之火！
　　二、风雨前行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4、2－1923、2）
　　1914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以“教授高等农业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将农科大学改组为独立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为与北京大学同属于教育部的当时北京国立八校之一。由于其时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学校在此后9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用“步履维艰、风雨飘摇”8个字来形容，但仍取得了可观的办学成就，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民国建立初期，中国教育模式“以美为师”取代“以日为师”的趋势十分明显，这张小小的学年历就是历史的见证。1921年，在校长吴宗栻（图片见第二板）主持下，改革学制：由3学年制改为4学年制；各学科采用单位制（相当于现在的学时制）；设必修与选修课程。大家可以参看这个文献（教育部批准改革学制）。
　　1921年10月20日《晨报》上刊登的《添招女生广告》对我校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女性开始进入现代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视野中。可惜当年响应者寥寥，并没有招到学生，直到1926年才有第一名女生入学。从第一名女生于1930年毕业算起，解放前共有71名女生从农大毕业，而今天的农大，女生的比例已接近一半。
　　当年的校园农场“两岸苇花一溪水，新田千顷尽嘉禾”（1916年校友诗作），当年的农大人“愿学为农意岂奢，田间风味足桑麻”。
　　农专时期，学校教学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学生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老照片生动的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从1916年起，每届毕业班（三年级）都利用假期到国内各地和日本、朝鲜考察实习。第一次考察团的带领者，即这位许璇教授（指照片中的许，再回指上一页照片）。他在农大四个不同时期任职累计长达20年，并四次出任院长、校长，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成就，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他在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当年教育界誉为“罕有人物”、“一代宗师”。许璇教授1934年积劳成疾而不幸去世后，北平大学为他举行校葬，为一位教授的逝世举行校葬，在北平大学尚史无前例。
　　这一时期，学校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不断发展，九年时间里共有三百零五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同时，在农专校园还成立了足球队、网球队，办起了杂志、丛刊，文化生活开展的红红火火。
　　五四运动中的农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农专在“五四运动”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五四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并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当年13院校，今天多已不存)。这是农大的光荣和骄傲，农大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可以说即是从“五四运动”起。
　　农专的师生在5月4日和其他12所院校学生一起，齐集天安门举行大会，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政府投降卖国行径的示威游行，6月3日，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上千学生被捕，农专学生罗家楷等亦在其中，为了支援学生运动和营救被捕学生，农专学生发动捐款，并在北京第一舞台和北大、清华、高师三校举行募捐义演（义演、捐款启事和义演的剧目单）；1920年，农专学生会抗议日本政府就山东问题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所印发传单；1920年5月，农专学生创办《醒农》半月刊，把目标朝向农民，《醒农》的发刊宗旨是：“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它是“五四时期”有相当影响的刊物之一，发行国内外。
　　三、开拓奋进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3、3－1928、11）
　　1923年3月，经过三年多时间的酝酿，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
　　章士钊在“改大”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他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即投身农专的建设中，并成为改大后的第一任校长。1922年12月，他到农专发表演说，阐述办学方针，声称愿作改造农专的“炮手”。1923年上任之后，章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推动农大的发展，他刊登在《晨报》上公开纳贤延聘国内外农业专家来校执教的《征聘农业专家特告》就是一例，这一举措在30年代开始显出成效。1925－1926，在他已任教育总长后仍兼任过一段时间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章士钊不仅为农大发展规划蓝图，而且在他任校长期间，将每月工资捐赠农大购置参考书籍，至今图书馆仍有遗存。
　　这一时期，学校不仅学科体系完善，师资力量雄厚，这份经过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批准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或可说明；学校当时拥有四个农事试验场，增添了大量试验器材和图书资料，学术活动异常活跃，农业化学学会、森林学会先后成立；而且一度经费充足，1923年学生人均经费为一千一百五十元，是当年北大学生人均经费的三倍还多。“不愧为吾国最著名之农业大学。”
　　这一时期农大革命组织的“萌芽”也值得我们关注。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21年初，在邓中夏的直接指导下，杨开智(杨开慧兄)、乐天宇、蒋文xiao（音同“孝”）三人组成了社会主义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当时北京高等学校中只此—家。半年后，根据邓中夏指示，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专第—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也是北京高校最早建立的团支部之一。团支部的建立把农专的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24年1月，根据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农大青年团(此时已改称共青团)的全体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立了农大历史上第—个中共支部，乐天宇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农大支部是北京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中共支部之一。此后，革命运动在校内外迅猛发展，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由最初的十余人，到1926年发展到五十余人之多，最多时占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农大支部还在京郊农民中发展党员，进行农民教育，开展农民运动。农大党支部是大革命时期北京地区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事值得我们铭记。“苟且偷生生同朽骨，为国而死死亦光荣。”这是1926年6月，写给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农大学生林孔唐烈士的挽联，在那场发生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反帝运动中，农大学生用鲜血写就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些文献和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北京各界掀起了反日运动。农大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集会、游行、宣传、成立反日济案后援会，抗议日军的暴行。8月，为了唤起人们永不忘国耻，在校园里建起“毋忘国耻”纪念碑。“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农大校园被日军占据为兵营，纪念碑被毁。这座“毋忘国耻”纪念碑的建立，足见当年农大师生爱国热忱。
　　四、发展壮大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1928、11－1937、9）
　　1928年，国民政府进入北京，改北京为北平，实行大学区制，再提国立九校合并改组，几经抗议反复，北大、北师大各自独立，但农大却从此开始了她作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历史。这是解放前农大历史上继农专时期后第二段较长的稳定期，也是学校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
　　北平大学农学院校门两侧墙壁上有四个醒目大字：教民稼穑。全校师生也用实际行动为这四个字做了最生动的注脚，他们秉承了农专农大的优良传统，近一步加强了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在全国各地农村参加劳作，进行农事推广，设立农村建设试验区，开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教育活动。据记载，1935年，西郊农民赠农学院七尺大木匾一块，上书“福利农民”。此匾曾高悬生物大楼之上，后屡经战火动乱，不知所终。这一时期每年举办的“与农民同乐大会”，正是自农科大学建立起，一代又一代的农大人坚持走面向农村，为农业、农民服务的道路中的一种有效尝试，是不断思考与摸索得到的成果。
　　北平大学农学院任职较长的刘运筹院长，虽然政治上不够明智（阻碍学生运动的开展），但其办学业绩不容抹杀。他提出了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大建设计划，对学校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提出并推行“农村建设实验区”，别具匠心倡议以每年11月11日为“中国农民节”，其“双十一”的含义，即为“士”与“土”两字的组合，意为知识、知识分子与土地、农民相结合。
　　这一时期，学校的学术科研活动渐成规模，各种学会组织多达九个，学术会议不断，农业刊物也有十余种，尤其是随《世界日报》出板发行的《农学周刊》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经过学校二十余年的建设，教学设施逐年增加，原先“水涸已无鱼可钓，池塘只有鸟堪罗”的荒芜校园也是“红桃白李，争风河岸，绿柳青松点缀全境”，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时有“东方小瑞士”之称。
　　在学习之余，学校的体育运动也是开展的有声有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工也迅速地投入到了救国运动中。10月，农学院抗日救国会在校内外连续举行救国宣传，演出自编自演的新剧，观看演出人数达1500多人。11月时，在突破当局再三阻挠，赴南京请愿的北平各校2000多人大学生队伍中，就有农学院90余名学生的身影。同时，农学院师生还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投身救国战斗中。这为他们日后从事农业科研活动，为抗战中的颠沛流离、艰苦西迁进行了必要的体力上的准备。
　　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平大农学院学生同样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
　　五、共赴国难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1937、9－1938、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国民政府将北平大学等北京数所大学几经辗转，迁至陕西，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学校成为西北联大农学院，后又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难时艰中，平大农学院因国土沦丧而消失，新的国立西北农学院建立起来，这对大西北地区高等农业教育而言无疑是一大贡献，但却是以取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农科大学为代价的。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已是百岁老人的原北平大学校长兼农学院院长徐诵明教授，在与农大研究校史的老师讲起当年的经历仍十分激动，谈到他极力反对教育部肢解北平大学，甚至当面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争论。农学院校友胡子昂等也纷纷致函致电陈立夫，表示反对，要求保存农学院建制，以便战后复员。但农大的百年发展还是在这里一度中断。从京师大学堂一路走过，中国最早的农科大学三十三年的起落沉浮，也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的艰难开篇。
　　抗战期间，华北伪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北大农学院，抗战胜利后，其中的部分人员经过甄别，也并入后来的重建的赓续血脉的北大农学院中。
　　六、浴火重生  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1946、6－1949、9）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国立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农大也同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一起开始了她的重生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的学校大多开始复员原地办学，而原来的平大农学院，因为被拆散、并迁，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校友会的不断努力下，多次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协商，达成共识，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得以在原址恢复重建，改属北京大学，农大被中断的历史得以延续。这份当时被刊载于北平各报的历史文献（胡适亲笔致函答复北农校友总会）就是复校的见证，在答复中胡适明确表达了对北大农学院继承原先北农历史的肯定和支持，称“现在之北大农学院，即为延续北农历史之学院。”
　　在院长俞大绂的主持下，李先闻、李景均、熊大仕、林传光、周明牂、黄瑞纶、陈华癸、李连捷、应廉耕、李荫桢、汪振儒、汪国舆、吴仲贤……一大批学界才俊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宏大的规模、广阔的教学实习场所和优美的校园环境，北大农学院拥有当时北京大学各学院中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北大农学院设系之多，分科之细为当时全国农业院校之冠，当时北大有六个学院三十三个学系，农学院就占十个。
　　从1945年到1948年12月（罗道庄解放）的三年间，农学院的进步力量，在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从反“甄审”斗争到抗暴斗争，到“五二○”反饥饿反压迫斗争，再到“八一九”大逮捕，到处可见北大农学院师生反抗、斗争的身影。1948年12月17日，北大农学院所在的罗道庄地区获得解放。农学院在历经苦难之后，怀着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更大的新生。
　　1949年7月，辅仁大学农学院并入北大农学院。农业大学最粗壮的源流就此形成了。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风雨如磐的现代中国历史中，梳理农业大学另一个主要源头：清华大学农学院。
　　一、学科草创  清华学校农科与清华大学农学院筹办（1921－1933）
　　二十世纪初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因为当时学生“多有志向学习农科者”，就以开始设置农学方面的课程，不少学生经由清华赴美学习农学或生物学，学成后即归来报效祖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中国现代农学研究和农业高等教育的中坚。
　　1921年，清华学校开办农科学校，又有许多有志学农的青年从这里走出国门；1928年清华改为大学，30年代初即已开始积极筹建农学院，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已将圆明园故址拔归清华办农事试验场。
　　二、人才辈出  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1934－1946）
　　1934年，作为农学院过渡的农业研究所在清华创立，由校长梅贻琦担任主任，在有限的条件下在河北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但是，很快的抗战爆发了，正常的发展被迫终止，清华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转移和在大后方昆明艰难办学的历程。农业研究所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农业、生物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农研所为国家培养储备了一批农业科学技术人才，如展览中所写名单，一个只有60人的队伍，有这么多的院士先后产生，实属罕见。所以说清华农研所是一所英才库，毫不夸张。这是清华农研所对国家最大的历史性贡献。
　　三、志存高远  清华大学农学院（1946、6－1949、9）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员北平。1946年，清华农学院成立，汤佩松任院长。汤佩松奉命筹备清华大学农学院时，设计了一幅崭新蓝图，拟订了农学院的发展目标。
　　对于清华大学农学院要办成什么样，培养目标是什么，要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等等，汤佩松在当年的《筹备方案》和日后的回忆中阐述的十分清晰。（汤佩松谈办学目标中的划线部分）这样的设想和全盘筹划，在我国农业教育中可以说独树一帜。
　　由于不久新中国建立，清华农学院被合并组建北京农业大学，汤佩松的抱负未得实现，但他的办学理念，并没有全被埋没。农大应当办成什么样的学校？这个问题，一直是农大人思考、议论、关注的问题，今日的农大，以国内最高、世界一流的高等农业学府为目标，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近汇成农业大学第三支源流是华北大学农学院。
　　一、筚路蓝缕  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1940、8－1946、3）
　　华北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是1940年中共中央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是农科大学的老毕业生乐天宇。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为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每次听到熟悉的《南泥湾》的旋律时，都会想到王震和他领导的三五九旅。但历史不会忘记，是乐天宇和他领导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深入细致的考查和科学的研究报告，促成了南泥湾的开发。
　　二、不畏时艰  北方大学农学院（1946、3－1948、7）
　　1946年，为了“开展农村大生产运动，为战争和人民服务”，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经延安大学农业系的短暂过渡后，在山西长治成立了北方大学农学院。学院在参加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尤其是兽医研究，被国际学界认为是“现代中兽医学”的开端。
　　三、高歌猛进  华北大学农学院（1948、7－1949、9）
　　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农学院随之称为华北大学农学院，并从太行山上搬迁到石家庄办学，对华北地区的农业实践发挥了科学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华大的三所大学的农学院，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始酝酿大的调整。三院合并已是大势所趋。从9月中筹备起，只用一个半月，合并与搬迁工作就顺利完成了。12月17日，新领导班子宣布就职，乐天宇任校委主任。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农大筹委主任)在就职大会上讲话说：“今天全中国范围内以这样大的力量办这样的学校是头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个学校方针与实施给以重大注意，我们建设这个学校，对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要树立新的榜样”。1950年4月8日，北京农业大学校名确定，农大历史的新篇章就此展开。
　　“三位一体”办学方针
　　乐天宇提倡“生产、教育、研究三位一体”，其实早在40年代初就有实践。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师生在大生产运动中，到农村去与群众密切结合，边生产、边教学、边研究，在完成群众生产任务的同时，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 “三位一体”在北方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一直延续下来。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实行“三位一体”办学方针的华北大学农学院为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新中国建立后，乐天宇在主持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时仍坚持这一构想。1950年起举办的农耕学习班，正是“三位一体”论的重要实践。后来，由于三位一体方针不够明确、具体，又在实践中发生了单纯强调生产的狭隘实用主义的偏向，渐渐地就不再被提起了。
　　农大建立之初的教改回顾
　　三院合并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后是新中国第一所多科性农业大学，既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把具有不同历史传统与特点的三所农学院真正团结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学而共同奋斗。建校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各项教育改革的尝试，有的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央和师生们所肯定，但也有失误，尤其在课程改革上，出现了有违党中央的方针与政策的现象，以致出现了“农大风波”问题。这也是新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者们在探索中前进时所付出的代价。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农大纠正了错误，重新步入正轨。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级农业建设人才”，学校建立较为齐全的教学和学科结构，一面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面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六所重点院校之一。
　　农大的院系调整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央的部署下，全国性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展开。农大原有的11个系调整为6个系、9个专业。（展览所列机构表）。而此次调整中分离出去的森林系与河北农大森林系合并建立了北京林学院，现在是北京林业大学，已经别立新宗；分离出去的农机系，则与华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北京双桥机耕学校合并成立了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成为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一所重要学府，1960年，北农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院校。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来改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又于1995年与北农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它位于清华东路北侧的校址，是现在的东校区。
　　五年学苏
　　在教学上，这一时期的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都进行了很多探索和改革。如全面修订教学计划，精简课程，减少学时（见计划表的对比）；如在学习苏联取得的经验上，遵循“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对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建立生产实习制度（有图片）；改革考试制度；请进苏联专家；引进、翻译苏联教材等等。
　　1954年以前学校的科研工作，重在恢复和整顿，为日后大规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准备。1954年之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从各个方面（展览有说明）加强科研工作。全校的学术水平、科研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业调查、品种选育、植物保护、兽医、植物生理等方面均有大量建树。
　　这些珍贵的图片与文献，真实地记录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探索中的曲折发展
　　从1958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夕，农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经过了“教育大革命”、全校下放锻炼——调整，贯彻《高教六十条》——试行半农（工）半读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十年是学校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学校工作既遇过挫折，也有迅速发展，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克服环境的艰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丰硕成果。
　　1958年，北京农业大学搬离了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罗道庄老校区，新校址位于圆明园西北面的马连洼，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西校区。
　　遵照毛主席指示，1958年北农大和北农机全体师生均下放锻炼一年，这一年的实践有得有失，获得了不少经验，也付出了代价。但正如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中所说：“不论是成功的经验或者是错误的经验，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认真总结1958年前后的“教育革命”经验与教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学校工作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建立了正常的、稳定的教学秩序，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甄别了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特别是老教师受到应有的尊重，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全校科学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农业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学生中认真读书努力学习蔚然成风，教学质量显著提。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共同战胜暂时困难，学校的领导工作，学校的风气和教学质量出现了继五十年代之后，第二个辉煌时期。
　　文革罹难，坚韧求卓
　　在文革十年中，中国农业高等教育受到严峻的考验，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机学院都遭受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苦难与艰辛。
　　两所学校受到的远大于其他高校的冲击，学校几近瘫痪，甚至面临被解散的境地。学校分别被迁出北京，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经历了数次辗转，颠沛流离，甚至几次更改校名，陕西甘泉县的深山沟，重庆山城，河北的涿州和邢台都留下了它们的足迹。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也因此劫难而散失无踪，那块“农科大学”的石刻门头原本在1958年随校从罗道庄移到马连洼，现在也只能在发黄的相片中看到，永远成为记忆中的风景。
　　农大是“抗棍棒的种子”，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中，农大人怀着报国忧民的胸怀，以顽强坚韧的精神，在教学和科研上孜孜不倦。开展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调查研究，为当地农民培训技术人才。尤其是具有特色的短训班，对普及农业技术，推动当地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小麦育种工作评选出了适应陕北旱塬地区种植的10多个品种，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20%~50%。另外，学校开办的兽药厂、赤霉素厂也陆续投入生产。
　　1972年、1974年，北农机和北农大分别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北农大有6名代表（沈其益、蔡旭、李连捷、俞大绂、沈隽、汤逸人）出席，12项科技成果获科学大会奖，获得6面奖状。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农大的文章，这是对农大极大的支持，也寄托了全国人民对办好这所高等农业学府的殷切希望。
　　迁回原址，拨乱反正
　　1978年，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的短暂调整，共和国拨正了航向，科教事业迎来了春天，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迎来了转机。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也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两校分别从河北涿县、邢台先后搬回北京原址办学。
　　(这一段说明作参考)1977年8月4日，沈其益在邓小平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联名给中央写信，时任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于8月9日作了批示，并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稍早的时候，俞大绂、沈其益、熊大仕等著名教授就曾先后联名上书邓副主席、华国锋主席，另外以华北农大全体教职工名义写信给中央军委及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请求退还马连洼校舍，恢复北京农业大学校名。1978年11月29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的通知》，在通知发表的第二天，1978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文章，这恰是经历严寒、迎来春天，农大又获新生的真实写照。
　　也是在1977年8月，华北农业机械学院王永波、万鹤群、唐文霞、乔东生等十九位教职员工曾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信，汇报学院情况，陈述了文革外迁中，学院遭受的损失，反映了广大教职员工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邓小平接到信后不久就做了重要批示。1979年，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批示同意农机学院迁回北京原址恢复原校名，十五位总理、副总理也批示同意。这两个文件清楚的记载了这一事件。农工大也终于回到了发展的航道中。
　　迁回北京办学后，北农大和北农机首先面临的就是收回校园的问题。这是当时校园校舍被外单位占用，学生无处读书，教学、科研和住宿能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和厕所里进行的惨状（指收回校园迫切要求一组照片）。经过多年的努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才收回大部分北占用的校舍。今天，中国农大的两个校区中还能清晰地看到那段特殊历史留下的印迹。
　　十年浩劫也是人才的浩劫，北农大和农工大在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同时进行的队伍整顿与建设和也经过十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照这些图表，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致力建设，成果斐然
　　1984年，国务院将北京农业大学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高等院校之一。1988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更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本科、研究生招生自1980年起开始恢复，且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成绩巨大，学科设置日臻完善，教学研究成果斐然。研究生教育方面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人才的摇篮。（指招生数字及硕士点、博士点及博导数字）育天下英才是学校的宗旨，学校不仅重视本、专科及研究生的培养，还十分重视成人教育及干部的培训，为国家的农业建设输送不同层次的人才。这是学校继续教育的情况（指继教图片、文字）
　　农大人以解民生之多艰为己任，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三农”服务，解决农业生产建设的实际问题方面农大的老师们辛勤奉献，孜孜以求，1978—1995年间，取得科研成果国家级、省部级奖励约280余项（指科研成果统计数字和奖状）。许多具体细节，我们在一楼的参观中都有了了解。
　　学校在国际交往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与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建立校级关系的情况（指64板上半部分图片）。这是与以色列、德国、泰国、韩国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情况（指64板下半部分图片）。1980—1995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主办国际学术会议50多次，这几项是主要的，涉及到土壤改良、动物、农业工程、生物技术、可持续农业综合管理等诸多方面。（指65板上半步图片）。国际交往增多，打开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派出留学、进修、接触外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数量多、地域广。获得了国际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指65—66板图片）。对照一楼的关于交流与合作的介绍，我们会对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是这一时期校园风貌及文化活动（指67页板面作部分介绍即可）。
　　两校合并，宏图大展
　　1995年10月，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合并，一所规模更大、学科设置更趋综合化的新型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正式形成。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欣然为学校题写的校名。
　　1998年，学校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211工程”高校；2003年，学校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985工程”高校行列。
　　合校后的十年，中国农业大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您在一楼展区已有较深刻的了解。三届领导班子（指六位领导人照片）在实现学校平稳过渡、逐步地推进学校实质合并、机构改革与创新、提高教职工待遇、校园综合治理等等方面，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努力拼搏进取，迎来了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等大好局面。
　　天地玄黄，中国农业大学从20世纪初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源头一路走来；百年沧桑，学校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的命运息息相伴。百年发展铸就了她的辉煌，百年积淀造就了她的品格。“长风破浪正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正以开阔的胸襟、开放的眼光，开创属于自己更为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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