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专题片之一：故宫解说词（三）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八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九行。
　　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风波。
　　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
　　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
　　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神武门，也低于西华门。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这座大门临近太子的宫区——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不走东华门。
　　固执的朱厚熜拒绝了礼部的要求。这位继承人坚持：“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当皇帝的，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
　　4月28日正午，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御路进宫继位，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
　　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公元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玄烨。
　　两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极的日子。
　　登极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
　　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二场登极大典。
　　当年顺治登极，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
　　经过十几年征战，经营，当玄烨登极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
　　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卤簿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
　　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
　　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
　　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极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
　　登极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
　　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
　　天还没亮，王公大臣都已经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
　　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步辇，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丹陛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
　　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卤簿仪仗。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
　　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极的诏书，写有贺辞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孝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的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极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
　　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座，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
　　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
　　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极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极大典的盛况。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极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
　　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辞，其礼仪程序与登极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
　　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转枢的日子，这一天之后，阴气渐消，阳气渐长。冬至，皇帝到天坛祭天，第二天就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中国礼制可上溯周代。《周礼·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嘉礼、凶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活动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壁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
　　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际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
　　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10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黎明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
　　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于考生的关怀。
　　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胪。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
　　传胪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
　　康熙六年的状元缪彤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鼓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胪。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胪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黄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
　　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绢。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
　　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
　　心计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
　　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作一天农民。
　　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下农夫作一个表率，表明天子心系稼樯，尊重农耕。
　　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依赖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嘉庆蓝色缂丝云龙夹朝袍——祭天雍正明黄花妆缎云龙皮朝袍——祭地康熙大红色云龙花缎皮朝袍——祭日乾隆月白色缎绣彩云金龙夹朝袍——祭月）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
　　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
　　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
　　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
　　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
　　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度过难关。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
　　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长治久安。
　　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直新兴的力量出现了。
　　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
　　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他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夕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五十八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第八十三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
　　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
　　——“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两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
　　——“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抗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
　　——“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
　　英国使团正使马戛尔尼这样写道：“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
　　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
　　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队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戛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是小节。
　　然而，他错了。
　　乾隆的结论是“伊等语涉无知，不知礼节。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
　　至于英国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收纳。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并无尔国置办物件。”
　　肩负打开中国市场使命的马戛尔尼最终失败而回。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我此行的目标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他们带来的礼物被放置在皇家园林里，几十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礼物。其中那些大炮枪支，弹药一发不少。中国人竟然从未有兴趣动过它们。
　　礼仪之争的三年后，公元一七九六年二月初，中国农历的除夕，乾隆皇帝又一次收到了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扩大两国贸易的信件，而乾隆再一次拒绝了。
　　这是乾隆以皇帝身份签发的最后一道诏书。明天，他就要履行六十年前登基时的诺言，将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儿子。
　　公元1735年9月3日雍正皇帝死后第十天，乾隆继位。在那一天，乾隆在祖先灵前立下誓言：先帝中康熙治国六十一年，如果上天眷顾，让我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不敢超过先人，执政满六十年，就将皇位让给儿子。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祈祷竟然变成了现实。
　　在授受大典前夜，百感交集的乾隆赋诗一首。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古今难得者，天地赐恩然。父母敢言谢，心神增益虔。近成老人说，六十幸能全。”
　　公元1796年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天下：一方面，农桑为本的国策令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礼仪化生活令上自皇族下至庶民无不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僭越。这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吗？试问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
　　公元1796年初，农历元旦，乾隆禅位给嘉庆的授受大典在紫禁城上演了。乾隆说，这是千古未有之盛事。
　　就在紫禁城的主人享受这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三年前返回欧洲的马戛尔尼却以亲身之见，打碎了西方对于中华帝国几个世纪来近乎完美的想象。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其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地球这一边的人们，历经千年创造了礼仪天下的神话；而在地球另一边，这个神话已经变成随时可以击碎的泡沫。
　　紫禁城，盛典即将结束。

故宫之二：故宫解说词（四）

　　紫禁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
　　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愉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垂帘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愉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上朝。
　　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又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
　　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皇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皇极殿，或者皇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
　　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
　　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公元1498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个假，而在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禁门。
　　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朝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卿房，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绵愉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 “垂帘听政”。
　　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
　　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皇宫，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甚至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涉政提供了契机，在此之后，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白热化。
　　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内阁将全体辞职。
　　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
　　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取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兴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
　　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理。轻重程度，只要查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
　　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十万名太监。
　　那时侯，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敲的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为千岁，后来变为九千岁，最后居然成了九千九百岁。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然而，这套制度在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十万骑兵，绕开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共谋京师，清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但是没有召来一个人。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一个多月后，清军攻入了北京，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现。
　　公元1722年初冬的一天，雍正帝下旨：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都要上缴，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
　　雍正帝刚刚即位不久，急于收回康熙的朱批谕旨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批谕旨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开始，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
　　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
　　其实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过。
　　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力。奴尔哈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字里行间极为迫切的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
　　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
　　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机处。
　　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值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
　　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使皇帝能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殿交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
　　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三百里；更紧急的：写四百、五百、六百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形同虚设。
　　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
　　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集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
　　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
　　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二十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
　　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沓而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
　　集权制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七万里，它到底在哪里？
　　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
　　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室，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
　　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看到奏章，一些大臣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
　　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
　　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知”。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建立密折制度时，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一百多年后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在总督府里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耆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
　　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
　　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其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流逝，化作历史的云烟。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次“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愉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的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从帘子后面发出。
　　慈禧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儡。她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惟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 “御门听政”还是 “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