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初的一天，和风象春天的其他日子一样吹拂着西湖岸边的柳枝和人们心中的希望，忙碌的步伐启动了又一个充满阳光和绿色的工作日。
　　这一天，奋斗了一生的刘雅银将干些什么呢？
　　一份遗嘱！昨天她写完了一份遗嘱，那些她约好的家庭成员今天都会来到杭州，她将向他们宣读遗嘱。
　　明媚的春天，谁也找不到这样一天是留给刘雅银用来对生命作告别的。
　　一个当年的山村姑娘，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一个都市里的保姆，一个铁道部定点厂的总经理，如今成了一个癌症病人。有人从刘雅银的名字中读出了新的含义：女人不是水做的，而是铁打的。

[出片名]　铁女　　

　　1993年初，在嵊州市长乐镇的工厂里，刘雅银得到一个消息说，浙江省没有一家企业被批准列入铁道部定点厂行列，那么刘雅银的工厂就在申请失败之列了。
　　为了这件事，刘雅银已奔波了三年，她记不清多少次挤上火车去北京。
　　刘雅银：“那时候跑北京的次数多啦，不计其数，当时买火车票跑，有座位跑，没座位也跑，甚至于有票跑，没票挤进去也跑，到车上再补票，没日没夜。部里结果影子也没。发证时间又到了，那时候我心情是比较急的，急得饭也吃不下。”
　　三年来，刘雅银总相信她能办成这件事情。她在这个家庭工厂里上马全面质量管理，全面更新了企业的社会形象。
　　刘雅银：“因为我平时自尊心也比较强，虚荣心也有，我已经在当地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总想这张证拿得下来，空气已经放出去了，银行、各个部门都知道特许证拿得下来，结果影子也没有，我心里很着急，急得要命。”
　　一个看上去富有生气的工厂顿时变得凄凉起来。刘雅银化十年精力把工厂引导到铁道配件上来，现在办证无望，工厂前途只有倒闭一条了。刘雅银感到累了。一个从大山离家出走以来从不喊苦的女人感到疲惫了。她带着大儿子刘江军赶往北京，作最后的努力。
　　刘雅银：“我就去找质量监督中心，监督中心说我们没办法了，部里没转过来是没办法的，那没办法，我只好到铁道部去，就是物资总公司里的一个总经理，今天去不成功，明天，明天去不成功，后天。后来结果，物资总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到铁道部科学院检测中心一问，这个厂的质量是绝对好的，那么就通过铁道部质量检测监督中心把我推荐上去，然后总公司签字。铁道部再到厂里复查，产品质量合格再发证。这个时间仅仅在一个月里面完了。这张证拿到，我已经睡在病房里了，已经在动手术了。”
　　历经两个月的辛劳，1993年4月29日，刘雅银从北京返回杭州，忽然间，一阵莫名的疼痛袭击了处于成功喜悦之中的刘雅银。
　　刘江军（刘雅银大儿子）：“我刚刚从学校毕业，我妈带我去北京锻炼，一起归来，到杭州这天夜里十点多，我妈发现子宫出血，要痛，我和妈两人马上打车到红十字会医院去检查，挂急症，一检查，医生说马上要住院，初步症断是癌症。”
　　刘雅银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会患上这种生命绝症。浙江省妇幼保健院对刘雅银作彻底检查，作出的诊断结论是直肠癌、子宫癌，而且已是晚期。
　　刘兰芝（北京铁路局工务处高级工程师）：“她那个病我琢磨着是积劳成疾，太辛苦，南方同志到了北方太辛苦，生活没有规律，负担太重，积劳成疾。”
　　刘雅银为工厂找回了生机，死神却跟上她。
　　当天，远在嵊州市长乐镇工厂内上班的女儿接到一个从杭州打来的电话，让她马上赶赴杭州，女儿是工厂的质检科长。
　　刘军英（刘雅银女儿）：“电话打来叫我去，娘不跟我说，我想有什么事情，很奇怪。（在杭州）娘囡出去买菜，娘在菜场里跟我说，我生癌了，军英。讲话间，好象不大丢得下，生了这种病，总有点吓。听见这句话，其他话我再也听不进去了。听见癌症不得了。”
当天接到电话的还有小儿子刘军平。刘军平在父母离婚后一直跟父亲在嵊州市最南边的胡双村务农，当铁道配件厂壮大以后，母亲将他接出了山村。
　　刘军平（刘雅银小儿子）：“我不知道她是癌症，不跟我说，当时很开心地对我说，没事情的，你们睡觉好了。娘是瞒着我们的。我是农村里人，眼泪多，听见娘生毛病，娘以为我要受不了，不跟我说。娘生毛病了，我一下子灰心了。以前听见癌症是很难医的，农村里十个八个（要死），感觉不好，心里有压力。啊呀，我刚从胡双农村里出来，介晦气，娘就生这种病，心里有点脆弱。”
　　刘江军（刘雅银大儿子）：“讲到病的时候，她总是安慰我们，倒过来安慰我们，没关系的，你们不要担心事。”
　　刘雅银的弟弟刘颂扬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也陆续来到杭州。
　　刘江军（刘雅银大儿子）：“我妈把我们弟弟、姐、大舅舅全部叫到杭州开家庭会议，主要安排以后的工作，整个家庭以后的分配问题。写遗嘱，（安排）家庭以后的分割问题。”　
　　刘雅银：“我对家里约法三章，第一，在我的治疗中间，不要影响我的情绪，在我的面前不能流眼泪，如果要哭的话，也让他们到离我远一点的地方去哭，第二，要他们做好我要死的打算，我要死的，那么让他们把整个企业、整个家庭的事情都挑起这一副重担来，第三，我让他们作最大的努力，一个是最坏的打算，作一个最好的努力，不惜代价去治疗。”
据说，当时参加那个家庭会议的还有两位公证人员，他们是刘雅银请来作遗嘱公证的。刘雅银宣读了她昨天写的那份遗嘱。
　　刘雅银希望从这一浩劫中生还，尽管这希望太渺茫。她想到了一个该去的地方：浙江省肿瘤医院。遗嘱算是一种解脱，一种对生死之争的解脱，一次对生命的总结，它使刘雅银变得出奇的平静，对于过去的岁月也回忆得更多了。
　　母亲把我生在东白山顶上的东坂村，这是全国解放的第二年，听奶奶讲，穷人们都有了田地，但是在那个580米高的山顶上，全村本来就没有多少田地，大人们忙着开垦荒山，后来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肚子去吃烂菜叶的事情我也做过，不过这种事后人再也不会碰到了，总之我们家是很穷的。后来，父母亲又给我增加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从此父亲总是为一家九口人的吃饭问题而日夜操劳。
　　在我们村的下面是胡双村，走一小时山路下去就到。我二十岁那年，父母将我嫁给胡双村刘家一个我还没见过面的人。
　　我发现胡双刘家更是贫困，连猪舍也没有。父亲好象很过意不去，他常常挑着米和菜到我家来，作为补偿，还帮助我建造猪舍。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叔叔也记得这件事。
　　刘雅银叔：“父亲在她出嫁后去帮她开屋基，造点小屋，后壁的墙上得太高，泥块扑下来，他想跳一脚，跳不出来，压在小肚里压死了。”
　　刘雅银：“我生女儿的那一年，结婚后两年，71年，我父亲给我造房子，造起来养牛养猪，我父亲就压死在那里。当时父亲39岁，从此以后我娘家就失去了劳动力。”
父亲的死是我造成的，不管我怎么补救，也弥补不了这个巨大的过错，我娘家终于又陷入了贫困之中。
　　刘雅银：“因为我小弟弟只有七岁，老的爷爷七十多岁，家里八个人吃饭，我母亲身体不好，还有奶奶、妹妹，还有三个弟弟，你说这付担子够我压的。我经常到娘家去干点活，没白天没黑夜地干，真的生活不过去，到山上去偷树，去卖柴，偷偷摸摸地，这两家总要活过去啊。”
　　21岁的我不得不挑起了一付过于沉重的担子。我经常回娘家干活引起了很大的误会和麻烦。夫妻间变得骂声不断，甚至打架，我的三个孩子就这样在家庭的吵吵闹闹中相继来到了世上。
　　刘雅银：“没办法的情况下，得过且过地过了七年。度日如年。”
　　作为一个女人，我委屈求全，总希望维持可怜的家庭，然而到1977年的一天深夜，丈夫用菜坛子打破了我的腿，住院一个多月以后，我觉得家庭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那个菜坛子破了，我的家也破了。
　　刘雅银：“当时想实在没办法过下去了，虽然有三个小孩，也考虑过，想过去死，也曾经去死过，后来一想，死总不是上策，死了，小孩不是永远没母亲了吗？”
　　女人在绝望的时候总会想到死，可是我可以告别整个世界，但无法舍弃那三个苦命的亲骨肉。我要活着，就走出东白山，离家出走了。这是1977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死亡的阴影紧紧跟着她，刘雅银选择那一丝生的希望作为对死亡的抗争。　
　　刘雅银住进了浙江省肿瘤医院。在医院门口，母女俩一起称了体重。
　　刘军英（刘雅银女儿）：“娘在称，我连忙站上去称，娘囡一样重，都是116斤。这次以后，娘一直瘦下来，到后来只剩80多斤，我到130斤了。”
　　来到医院，刘雅银仿佛解脱了尘世俗缘，竟一身轻松起来，与儿女们有说有笑地来到医生办公室。
　　刘雅银：“女儿陪我来治病，这里的医生特别是妇科里的医生，她分不出谁生病，谁是癌症病人，当时我的情绪还是蛮好的，（她问）你们谁是病人？我说我是病人，她问你是什么病要到这里来治疗，我说我是癌症，我是癌症后期，妇保医院不能治疗到这里来的，转过来的。”
　　医生们有些惊讶，竟有如此心境的晚期癌症病人。
　　刘雅银：“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总是要死的，面临死神的情况下，我也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既来之，则安之，我就在这里接受治疗。我已经写好了遗嘱，已经放下包袱，可能我的心情比较轻松，我跟家里也说了，到这里来治疗癌症，我是打算死的。”
　　杀癌细胞的有效手段是化疗和光疗。为了挽救这位癌细胞已经扩散的晚期病人，在70多天时间里，医生们试着给她加大激光治疗的剂量。
　　没几天，烦恼又困扰起刘雅银来，忽然间她觉得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情是她丢不下的。
　　刘雅银：“那时候正好我工厂买了13亩土地在搞基建，造新的厂房，新的办公楼，所以我在电话里指挥工作。一面治疗，一面还是办公，就是快要死的人，还是放不下工作。”
　　她要求改换病房，给她一只电话。医生们说，都已是这个时候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刘雅银坚持说，人总是要死的，不死一天，总还是干一天的好。
　　刘雅银：“我就在他们招待所里开了一个303房间，我在治疗的时候按时到病床去治疗，其余时间我都在招待所里办公，后来从东北来的、铁道部也有人来看我，他们来的时候路上就在想，到了以后肯定见我是泪汪汪的，或者是一种要与世分别的这种感觉，后来见到我以后还是蛮高兴的，我照样热情地接待他们，一起吃饭，我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在没死以前，还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刘军平（刘雅银小儿子）：“化疗是一天一次，三点多到六七点化疗，化疗过，人是很吃力的，休息，第二天六七点（起床），娘心事很重，这么大的厂，起床早，坚持办公，打电话，催款，订货，指挥我哥，我哥在外面，带着病在指挥，这厂不是娘是撑不住的。”
　　刘雅银头发掉了，身体虚弱了，但还是天天坚持工作。
　　女儿刘军英记得，她就这样陪母亲在医院过了一年。这一年，刘军英脑子里日夜盘旋着有关癌症的想法，以至于晚上经常做到一些奇怪的梦。
　　刘军英：“我做到过一个梦，那个招待所一定要去住，梦做得奇怪，夜里做着，对那个招待所实际上不熟悉的，没住过，（梦中）就是住在招待所里，娘又生癌了，又住在病房里了。过了没多少日子，真的又去了，奇怪，连续做了好几个梦，这梦讲起来还没人相信。”
　　到这年年底，医院对刘雅银开了刀，这是刘雅银的第一次手术。
　　刘雅银：“12月动切除手术，把子宫切掉。手术以后怕还有癌细胞留在里面，那么就打化疗，就是那个毒的药水灌进去，头发全掉光了。
　　切除肿块以后，医生们为缝合松脆的内脏组织而大伤脑筋。手术后没几天就出问题了，大便竟从尿道流出，刘雅银苦不堪言。
　　刘江军：“化疗量用得过大，后果是里面的内脏膀胱、输尿管、直肠等各种内脏损坏得很严重，留下的后遗症很大。”
　　1994年 1 月刘雅银第二次进入手术室，修补直肠，手术成功了。但没几天，膀胱又破了，小便失禁，从此，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就只得象新生儿一样整日抄着尿布度日了。
　　失败的婚姻，破裂的家庭，对年轻时代的我是一次打击，我被迫带着伤痛离开东白山，离开我的家，却不知道去哪里。在临安县的一条街上，我遇到了好心人詹爱珍，她是临安余村的妇女主任，管一百多亩茶山，是她收留了我。
　　詹爱珍：“想想年纪轻的姑娘在街上，你如果不去收留她，她就没地方去了。做活她是这样的，用我们的土语讲，要性很重的，我今天能够多赚点就尽量多赚点，想来她很自强的，就是这个性格，很要强的。”
　　刘雅银：“那时候出来采茶叶就一心想多赚点钱，起早摸黑，漫山遍野，[带子最后]一般要13个小时，早上6点到下午7点。就在这种茶山里，几乎100多亩茶树下，我都一行一行地走过了。”“因为我当时出来就知道无家可归了，别人采完茶叶，多采点，少采点，回去都还是有个家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累，只感到辛酸，人世间再没有一间屋子是属于我的，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去，尽管我很想家，想念三个幼小的孩子。后来，我还是回了一趟家并有意要留下来，然而家庭气氛一点没有改变，对我依然是打骂不断，我忍无可忍，再次离家出走。
　　刘雅银：“当初的时候，从那个山上走，走过山冈，走到那个地方采茶叶，有个茶叶篮子，头上戴了一个帽子，到下午三点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把蓝子、帽子全部丢在山里，我不要，我就这么出去了，出去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什么都没有，有亲戚在方口那个地方，我就从朋友那里借了二十块钱，我就去上海了，（上段同一带子）去了，再也不回来了。”
　　这是1978年的夏天，路费花了我八块多钱，我到处找工作，可是谁会要一个只会采茶、砍柴的山里人呢？谁会要一个又黑又瘦又丑还带着伤的外逃女呢？我的钱越来越少，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我成了一个叫化子。
　　我多想见到我的姑姑。听说姑姑在上海做保姆已有些年头了，虽然她肯定也没办法帮我找工作，但在举目无亲的地方，我多想看见一个亲人，跟亲人说句话，可是这么大的上海，上哪儿去找她呢？
　　刘雅银：“我到了上海之后发现的都是困难，好象上海地方虽然很大，要允许我有一个落脚点，那是非常渺茫的。”
　　这个大上海最后收留我的是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婴儿在街上把我认作了自己的母亲，并不断地要抱着他的大人跟上我。
　　刘雅银：“这小孩使劲地要她跟我走，我那时候瘦瘦的，他母亲也瘦瘦的，我的头也剪得跟她母亲的差不多，差不多他以为我是他的妈。”
　　等到这个婴儿跟上来的时候，我眼睛一亮，因为抱着婴儿的那个人就是姑姑。
　　刘雅银：“那时候带小孩的是我姑姑，是她带的，也不知道她在哪儿，突然之间，她抱了一个小孩在淮海路和五原路口那个地方，我们相遇了，相遇以后我就说饿了几天了，我的钱已经快没了，就在遇到的时候，这小孩叫我娘阿姨，可能是有点缘份，他就一定要跟我走，我姑姑就在后面跟了我走，这小孩要我抱，我就抱了。”
　　刘雅银：“那天我就跟她（姑姑）一起送到他们家去，到他们家里的时候，他们就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个小孩非常喜欢我，要我抱他，后来我姑姑也就换一家去做了。”
　　陈化明妻：“她的姑姑在我家做，她姑姑说突然来，到哪里去找地方，我让给你做，你就在这家做吧，我另外去找人家，是这样的。”
　　我总算这样在上海成了一名保姆。
　　主人家对我照料小孩的工作很满意，还同意我在空闲时候去参加一个缝纫培训班，我学到了有名的上海师傅的裁缝手艺。凭着这点手艺，我离开上海后还到临安办了十期缝纫培训班，招了不少徒弟，收入可观，我娘家的经济困难也缓解了不少，我尝到了独立自主和自由的好处。
　　这几年，我到过上海、临安，到过杭州、余杭，做过保姆、学徒，当过裁缝师傅，挨家挨户上门为人家做衣服，还当上过余杭造纸厂的供销员。我虽然落难了，为了生活，需要奔波劳碌，但也真正自由了，在杭州我去夜校读语文和英语，我觉得要在城市生活，我的知识太少了。直到1981年，来到余杭一个偏僻的山村太平乡太公堂村，我才找到了我今后的路。
　　余杭压板厂这个太公堂村的村办企业正陷入困境，想转产铁路产品但苦于无门路。铁路是个神圣的东西，我在绿溪乡的时候从来没听说过人世间还有这样的路可以载着这么庞大的机车飞走全国，铁路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我说我会有办法，我就做了压板厂的供销员。我要去铁道部，要去北京了。
　　离开肿瘤医院回到嵊州的家后，刘雅银不太平静，死亡的阴影依然没有离去，可是她心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一点对生命的渴望。她参加培训和考试，陆续拿到了经济师职称和会计上岗证。
　　刘雅银：“我到嵊州市去考会计师，考出来，比较艰难，尿流在裤子里，抄了尿布去的，膀胱破了，要自漏的，天天一桶尿布拎了去，也要把它考出来。”
　　看上去她好象依然跟谁在赛跑。
　　1994年7月1日，铁道部向嵊州市铁道配件厂颁发了铁路工业产品特许证，工厂正式成为铁道部18家定点厂之一，这对病中的刘雅银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仿佛是生命对她的再次召唤。
　　抄着尿布过了两年多，刘雅银觉得癌症似乎离她远了一些，她跟子女们说她想丢掉尿布。
　　刘雅银：“两年多时间流小便、流大便，用尿布抄，对工作也不方便，对身体也有影响。”
　　这意味着要进行第三次手术，对膀胱进行修补。
　　子女们觉得，要做好这种手术，北京301医院是理想的一家，然而要住进301医院并不容易。
　　刘雅银的病情得到了301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晓雄教授的同情，这位教授对这一高难度的手术发生了兴趣，他组织的医疗班子对手术方案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论证，由于手术具有罕见的难度，手术全程被录了像。
　　刘江军：“这个301医院，中央首长来住得比较多，我妈在做手术以前已经准备了三次，其中二次有紧急情况没做成。”
　　刘雅银（对王晓雄）：“第一次，你也给我要做了，我准备工作做完了，泻药也吃了，{换带}正好要上手术台的时候，突然这里有一位中央首长进来也要做抢救手术，{带换回}没做成，第二次又准备了，又是几天不吃饭，正好洗肠也洗完了，要上去做，你们不是有一批要换肾的，有肾的来源了吗？肾移植，你们穿了解放军衣裳去拿肾去了，这次我就不是哭了吗？难受啊。第三次做手术的时候，是你把我做的，我的手术是比较难的，还拍了录像。”
　　王晓雄（301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肠与膀胱之间产生漏液，周围都是炎症，加上做过大剂量的放疗，周围粘连得一塌糊涂，手术失败率本身是非常高的。”
　　这一天，刘雅银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大儿子刘江军和闻讯赶来的工人们等候在手术室外，赶来看望刘雅银的还有唐山的刘秀云。
　　1981年，这是我一生一世头一次去首都北京，我激动得两个夜晚睡不着觉。
　　刘雅银：“一生到天安门是最大的的愿望，那时候想想，本来在东坂的高山上，能够到天安门来看看，好象做梦一样，想也想不到，想想毛主席生前活着，这地方没这样体会，也没有这样的条件看见，伟大的毛主席，一看见的时候，眼泪唰地会流下来，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和那长长的长安街，看来充满着生机，人们脸上带着笑颜，都在迎接着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到来。
　　我也觉得，一个新时代真在带来许多新的机会。我找到了铁道科学院的一位博士梁建博，他是铁路产品检测方面的权威，我向他介绍余杭县丰富的毛竹资源，希望能开发铁路产品。他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直到梁博士去世多年以后，我依然珍藏当年跟他的一张合照。她对我这么一个来自江南的独闯天下的文弱女子既同情又欣赏，他提出可以开发竹垫板。
　　我从北京带回来的这个项目被列入了余杭县的“星火计划”，得到了一笔开发资金，梁博士也从北京赶来余杭进行指导，产品出来了，经检测合格。
　　（火车站广播声）
　　我带着竹垫板奔走北方，但没人愿意要这种产品，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在河北唐山，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同情我的人。
　　刘秀云（唐山工务段物资科管库员）：“她来唐山洽谈业务，住在招待所，资金有点缺，我经常把她请到家里来，一方面，让她省钱，另一方面，我们在事业上有共同的追求，她追求的是自己的事业，我追求的是铁路的事业。”
　　唐山工务段成了采用竹垫板第一家。
　　刘秀云（唐山工务段物资科管库员）：“一开始她的竹垫板打到各个工务段的时候，都不想要，她那里积压很大，最后我们张主任说把她的竹垫板给它收过来，她的库存很大，当时她欠人家2400元，15年前2400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是我们第一个扶植的刘姐。我们工务段要了她十万片。”
　　有了唐山的开端，加上对一个江南女子的同情，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来临，铁路也渐渐向市场开放，我开始在北方走出了路来。
　　刘雅银：“我脸型长得小，只有三十来岁，实际上我已是一个有三个小孩的妈妈了，但他们还把我当小姑娘，南方过来的小姑娘来独闯事业，来推销产品，产品不管要用不要用，要用的当然向你订过来，如果不要用，也多少会照顾一点，反正要用。”
　　于志复（北京铁路局工务处原总工程师）：“1982年，我正在上班办公，她进来了，找我推销那种竹垫板。竹垫板什么意思？当时我们的铁路线路是木枕线路，后来换成混凝土轨枕，混凝土轨枕，车走以后，它要下沉，很小地空出一个缝隙，需要拿竹垫板垫一下，刘雅银就非常及时地把这个东西送到我们铁路来了。我跟她讲，你这本身是对我们铁路的支持，你既然到我们这里来，就看你的产品质量。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汉沟工务段，搞了一个试验段，把她的东西铺到那儿，看它的性能、质量如何，下面反映挺好，天津分局当时是六个段都推开了。”
　　刘秀云从唐山赶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刘雅银，她担心这会成为最后一面，多年来她对刘雅银的感激之情一点也没有变化。
　　刘秀云（唐山工务段物资科管库员）：“我们家中出了一个车祸，当时我的弟弟、我的三叔让大货车给撞了，当时经济很困难，我给刘姐写了一封信，她说你不要着急，我给你五千块钱寄过去，我收到以后，我们的弟妹跟妹妹就得救了，我每当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我几次给她写信，我非常感谢你，她是我们刘家的救命恩人，所以她在301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两次看了她。”
　　八个钟头以后，刘雅银的第三次手术终于结束了。
　　刘江军：“当时我妈出来的时候浑身苍白，没有一点血色，看上去真跟死人一样，我们看了都挺心疼的。出来以后有四天不能吃饭，都是打着针维持的。我妈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我又从阎王殿里回来了，没留在那里。”
　　刘秀云：“我带了2000块钱给她，她说，你是给我送钱来了还是看人来了，我说我主要目的是看你来了，我说我想啊，在活着的时候尽量和你在一起搭档，在临终的时候我想看你最后一眼。我一再表示，这个钱我可以分期付给你，她说，小刘，我们姐妹一场，我们救的是人，要的不是钱。（前段）看到她的精神这么好，我心里非常安慰。当时我愿她与我们事业同存，她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一生吧。”
　　尽管刘雅银苏醒了，但这第三次手术终于在一个星期以后失败，原因是伤口没有正常愈合。
　　王晓雄：“不愈合，最主要是放疗，大剂量的放疗使组织愈合能力极差，加上她还有炎症。”
　　一场高烧使膀胱再度破裂，刘雅银被迫接受第四次手术做补救，此后刘雅银身上多了一根管子用来人工排泄大便。1996年9月中旬，在301医院度过难熬的七十多天以后，苦痛依然伴着刘雅银回到嵊州。
　　我回老家办厂是迫于无奈。
　　当年我救活了余杭压板厂，被任命为供销科长，后来工厂因管理不善，面临倒闭，余杭的县长、副县长、瓶窑的区长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出任厂长。我答应以承包的形式当厂长，然而这在太公堂村引起轩然大波，一百多村民冲进工厂，非要把我这个外乡女赶走不可，他们说太公堂村的工厂太公堂人自己会办。
　　刘雅银：“就在承包协议上签字的阶段，这里有好多人围着我要打我的意思，因为我当时想精简人员，就是吃饭的人太多了，我要精简一些平时不太肯干活的人，纪律不遵守、多余的这种人和不好领导的这批人我全部去掉，这样一来，他们是当地的，我是外地的，要欺我。他们拉拢群众，整个村的群众都给我施加压力。”
　　厂会计：“我们这个厂只需要50人，有些人认为你可以去，我也可以去，这个厂是我们村里的，大家都有份的，你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去，这样闹起来的。”
　　刘雅银：“我还是照办，该减的就减，该不要的就不要，该订的制度就订了，该执行的还是执行了。后来风波中有一个人，他是不太讲道理的、不务正业的这种人，他出面来打架，我说你来搞，第一如果你打伤人了，那么坐牢的也是你，这里没人会帮你去说情，如果你不闹事，也许你以后肯好好地劳动的话，你娶个老婆，我还可以把你老婆也安排在里面工作，但是不好好劳动是不行的，他说听到我这么一说以后，他说那我上当了，我就不闹了，他走掉了，那人家也走掉了，风浪平掉了。”
　　我成功地分化了村民，“太平乡风波”平息下去了，然而我也落下了一个“辣椒婆”的称号。
　　工厂一平静下来，我就要出去联系业务，这一次真象一次赌博，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刘雅银：“85年3月3日到3月20日，杭州到天津是1000多公里，天津工务段、天津分局，到山海关工务段，山海关过去到锦州工务段，再到沈阳，沈阳过去到长春，长春过去到双城铺（哈尔滨局下的），再到哈尔滨，到阿城工务段，再到绥化工务段，大庆油田，再过双崖山转到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吉林转过来，从辽宁这条线返过来，翻过大斧山，转到北京，从北京到郑州，郑州到武汉归去，这条线一算有多少公里？17天时间，独个人去，基本上是夜里走，白天办事情，早晨走，下午办事情，外面的业务象垃圾畚斗一样扫弄来，这里订几万，那里订几万，订归来还要去安排生产，不赶回去做不出来，涉及到资金问题，电话打回去没用的，银行贷款很难的，要到朋友那里借钞票，筹集资金再投下去。”
　　工厂的销售额一下子从10万元增加到400万元，我这个女人在铁路上也渐渐有了点名声。可是太公堂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这个外乡女的排挤。
　　厂会计：“村里干部不重视企业，限制削弱她，刘雅银立足不牢，后来就不办了。有些群众对刘厂长不怎么信任，刘厂长这个人很刚强的，不办就不办，我们到另外地方去办。”
　　我离开了太公堂，离开了余杭，回到嵊州，回到了我的老家绿溪乡。后来我听说余杭压板厂倒闭了。
　　从北京301医院出院回家不到一个月，命运又向刘雅银出了一道新的难题，让她对生死再作选择。
　　刘军英（女儿）：“那时候在老厂房，娘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尿不出，人发痒发麻，一想不对了，我们想送北京去医。”
　　刘军英赶往银行取钱，回来时母亲已不见了。原来，一些好心人见刘雅银已垂危，找车急行30公里先将她送往嵊州市人民医院。
　　刘军英：“两个弟都不在，只有我，我去签字，医生说，你娘这次进去很难说能不能走得出来，他叫我们归去作好准备，思想准备，家里的事情也做点起来，就跟我们说，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呵，太可怕了，我想，签了字我连手术室也去不了了。”
　　这是尿毒症，医生说，如果送医院迟三个小时，上帝也没法救她。
　　后来刘雅银遇到301医院的王教授时不禁又回忆起这段经历。
　　刘雅银（对王晓雄）：“小便干脆一点没有了，尿毒症了，肚子这么大，肿起来，我儿子给你们打了电话，想送到这里来抢救，医生说不能送了，如果飞机送的话，这人没救了，绝对到不了301医院，医生再联系好也没用，你赶紧上手术台，从腰开去，把管子塞进去，一根皮管拉出来。”
　　这是刘雅银的第五次手术。
　　刘军英：“这次动出来，我看见她睁了眼睛出来，我想过去了。医生说，六小时以后才有保障。过了七天，管子接出来，里面又一根肠子破了，大便又照样从这里出来了，又不对了。这次更危险，这次真是接近死亡了。连夜动手术，又动了三个小时。娘是坚强才活下来的。”
　　娘是坚强才活下来的，这是三个子女的共同心声，是他们为自己的母亲而骄傲的理由。　　第五次手术挽救了刘雅银的生命。刘雅银自己却清楚得很，她的精神变得象钢铁一样越来越坚强，可她的身体却已变得越来越脆弱。
　　当厂长的几年中，我在全国各地跑，发现我们的国家正在变化着，大家用新的眼光看待金钱，谈论经济，农村里有了万元户，城里人总是说“时间就是金钱”，还出现了新的行当“个体户”，谁先富起来，谁就光荣，在我老家附近的长乐镇上，许多人办起了工厂，一些人还离开家乡到经济特区深圳去创业，机会真的更多了，大家也更忙了。当我受到排挤的时候，我也想到去做个体户，这是1984年，我拿出全部的2400元积蓄与弟弟刘颂扬一起在绿溪乡的水竹村办起了一个塑料制品厂，可是第一笔业务做亏后，工厂一直没能振作起来，由于贷不到款，工厂面临倒闭。后来争取到工厂所在地的水竹村出资10000元联营，工厂又开工了，这下更惨了，联营两年出现大额亏损。
　　刘雅银：“我弟说干不下去了，不干了，一个农民人家亏许多，怎么办？”
　　刘颂扬（刘雅银弟）：“我们两姐妹怎么办呢？我们和村里算起来，亏三万块钱，欠村一万元，真地吃不消。”
　　弟弟失去了信心，我也刚刚承受了失去事业的打击，但我离家出走以来吃够了苦，受得起任何困难，我不相信失败，我要重新再来。铁路变得越来越开放，我再次离开绿溪回到铁路，我想在铁路上再找生路。
　　张荣贵（唐山工务段原总工程师）：“刘雅银啊那时候还比较困难，她问我们你们有什么项目让我做吗？象很多人挎着个小包，到各地说，你们有什么活让我干哪？结果当时我就有这个图，她就问我你设计这个东西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可是有很多人不想做这个，怕赔，刘雅银当时对我很相信，她说你有把握我就做，我说你要做你得开一次模，钱也不少，要的是钢模，她就同意做了。”
　　这是一个改进档板座的图纸，通过给它增加钩来克服老是跌落的毛病。张总找了不少工厂，但谁都不愿接这个活，都怕亏了模具本钱。
　　（铁路上）张荣贵：“就是这东西，原来的时候在道岔上，这个比这个大，这么大，这么长，这是道岔上挺关键的配件，而且总是往下掉，它上来以后这个就掉下去，小孩就来拿走了。不管怎么做，它还是掉，尺寸不合适，外形也不合适。”　
　　我斗胆接了这个图，但我也发愁，上哪儿找钱开模具呢？
　　刘雅银：“前途看准是比较好的，再叫村里来投资，把这只搞上去，村里不敢投，只怕不成功，村里有思想顾虑，干部钱投进来，没回报，对社员无法交待。”
　　刘颂扬：“亲戚朋友这里借完了，哪里去拿那么多钱？银行看你形势不好，不应了，原来有5000贷款，后来卡死了，不贷了，跟村里商量，形势不好，不肯出钱了。”
　　刘雅银：“我当机立断，阿弟，再不好误下去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还是自己弄，关于损失的二三万块钱，虽然数字很大了，但我们两姐妹总要在哪里跌倒，要从哪里爬起来。”
　　刘颂扬：“我说，如果要继续合伙，村里总要出钱，我们私人已没办法了，没钱了，要么分开，帐清了，那时候我们很慷慨，村里不承担任何损失，亏损的跟村里无关，投进来多少还多少，这样斩下来。”
　　那时候真是快刀斩乱麻，工厂在水竹村是办不下去了，一天深夜，我们偷偷地将工厂搬出了水竹村。
　　刘雅银：“搬昆溪不是光明正大的，欠水竹那么多钱，必须要我们先还再搬机器，还不掉的，，趁夜搬出，村里不知道搬到哪里。”
　　我们在太平乡昆溪村安顿下来的时候，水竹村还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
　　尿毒症使刘雅银在1996年的生活显得缺少亮色，唯一令她难忘的是那些好心人，当她离家出走面临困境的时候，好心人帮助了她，让她活了下来，当她病重的时候，又有好心人十万火急地救助她，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的命运充满不测，然而她生存的世界却是善意的。
　　1997年3月6日，刘雅银出现在绿溪中学的操场上，出席一个盛大的仪式。
　　由于绿溪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一些女生租住民房，受到社会青年的骚扰不少。刘雅银决定回报社会，她出资10万元捐助绿溪中学建造学生宿舍，创下嵊州市个人捐资助学的最高纪录。师生们将这个楼命名为“雅银楼”。
　　这样一个精神焕发的人其实是捱着病痛来到这里的。她动了五次大手术，现在，病痛的折磨又迫使她将第六次走进手术室。因为长期人工排泄大、小便可能导致肾脏坏死，病情恶化。从尿毒症投下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以后，刘雅银比以往更加不相信失败了，她主动来到嵊州市人民医院，要求恢复大、小便功能。
　　1987年初，我们的工厂在昆溪村重新开张起来。
　　刘雅银：“太平的信用社主任对我们的支持是比较大的，当即贷了，这5000块钱是救命钱，当即进来原料，生产唐山这批AB型道岔垫板，一万多只，5块钱一套，一套有2块钱利润，一万套出去，挣了2万块钱，第一笔业务就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返本了，亏损弥补掉了，第二年赢利2、3万，然后把水竹村的钱还掉。我们的工厂是这里（水竹）失败，到昆溪站起来的。”
　　刘雅银：“原来卡在这里的时候，没钩，后来加了一个扣，就把它固定了，螺丝螺铆下去就拧住了。”
　　张荣贵：“以后她就成批地生产，供不应求，有很多人拿着麻袋去背这个，在线路上用这个以后总不丢。（在带子后部）从那以后她就可能起家了。”
　　（家中）刘雅银：“就发起来了。”
　　张荣贵：“发起来了。现在都发了他们。”
　　这一铁道配件荣获国家专利，得到铁道部的表彰，还说我们工厂“小而精，解决了大厂不能解决的难题”。水竹塑料制品厂迈入了铁道配件行列，一开始就以一个新产品在行业内赢得声誉。
　　1990年我向铁道部申请特许证，不料为此努力了四年，还没得到特许证，我却得了癌症。我想啊，这一生中什么都没有拦住我去做成一件事，现在我面前真的有一道鸿沟了，死亡真象深渊一样，什么努力到了这里都变得无影无踪。医生说我是后期，那我得写遗嘱。我希望没有我，家庭依然和睦，事业依然发展。
　　这次刘雅银是从容地来到医院，在她所做的手术中，这是唯一一次由她自己决定要做的手术，其它几次都是跟死亡所作的对抗，这次不是，这次是为了表达她对充满活力的生命的向往。
　　嵊州市领导对即将进行的手术十分重视，从省城请来了二位浙二医院的专家进行手术指导。大小肠接通了，第六次手术看来是十分成功的。
　　然而病房内的欢乐是短暂的，一周后，又是一场高热使肠子重新破裂，刘雅银只好再进手术室，重新启用管子和塑料袋人工排泄大小便，这次紧急补救是刘雅银的第七次开刀手术。
　　刘江军：“以后这个人的部件已经照坏得太多了，就一直处于修补状态，修修补补，修修补补，一直修七次，直肠坏了，大便流出，流到内脏，发炎，修补直肠，输尿管、膀胱流出来，流尿的时候，整个人尿中毒，马上修补膀胱，最后修补是一次没有成功。”
　　虽然第六和第七次手术结果是失败的，但还是给了刘雅银一个喜讯，她体内没有发现癌细胞。
　　特许证下来的时候，我已躺在病榻上了。有人说我是全国铁路上少有的女人，经理中我还是唯一一个女的，也有人说我一生磨难不断，都挺过去了，性格真象铁一样，算得上一个铁女人，我的子女们说，我的身体象是一部铁打的机器，不知让刀子修修补补了多少回。
如果我真算有一付铁骨，有谁会明白，那铁骨能支撑一个人这么久，其实是为了证明，我几十年如一日，相信生活终究会更好，儿女们没有失去他们的母亲。
　　1998年4月18 日，铁道部以及相关路局的领导和专家一齐来到至今仍不通铁路的浙东新城嵊州市，他们的到来是为了支持一个人，一个战胜了陈规陋习、战胜了残酷的市场竟争、战胜了死亡的女人刘雅银。在产品订货会上，在新厂区落成的典礼上，铁路领导和专家们看到的是一个谈笑风生、充满自信和乐趣的人，但他们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刘雅银腰间的两只塑料袋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
　　如今，刘雅银天天坚持体育活动，有时候还喝点酒，定期检查没有发现癌细胞，体重也增加了一点。在儿女心目中，他们的母亲已经战胜了一切。
　　1999年7月4日，一位朋友从市场上买到一只百年乌龟，特地送给刘雅银补身子。刘雅银对这可敬的长寿生物十分喜爱，在家里养了几天后，她把这个生命放归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