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网欢迎你的来访，现在为你推荐的是德育宣传片，希望你会喜欢，请欣赏：
德育之一：道德教育专题片《德行天下》解说词:众志成城

　　一滴水，在太阳的烤炙下，迅速地消失了。然而，它们一旦汇入江河，就奔腾咆啸，一泻千里。
　　一棵树，在荒漠之中伫立，很快就被风沙吞噬了。然而，一旦无数棵树连在一起，它们就能阻挡飓风沙暴，昂首屹立于高天厚土之中……这是自然的道理。
　　人类，从双腿站立，挺立于自然之中的那时候起，就本能地知道了这个自然的道理，就理性地知道了这个道理的重要。自然与生命的搏击，死亡与生存的选择，使人们本能的聚集在一起，依靠同心协力，与无情的自然环境做着殊死的搏斗。这是集体主义的源头，是团结精神的初始，也是大智大勇的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始终追求的不变情怀。
　　中华民族最初的融合，始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合并。这两个部族从争战搏杀到休兵止戈、握手言和，最后团结到一起，组成了炎黄部落。这就是炎黄子孙的起始。
　　两个部落的团结统一，成就了中华民族，也成就了中华文明，从此逐渐走向发展壮大；团结的火炬，一代一代燃烧在民族传统文化之中。
　　中国历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团结的作用，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周易》中这样写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就是说两人团结一致，再坚硬的金石也能挫断。
　　《论语》上说：“礼之用，和为贵。”是说圣人制礼教，目的是要求人们团结合作，这是最金贵的东西。
　　孟子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的优势、地利的优势都比不上众人的团结一心。
　　数千年来，在中国的民间，也流传着无数关于团结的谚语俚话。例如：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四海之内皆兄弟。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等等。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的最高理念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昌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国家裂变，土地分崩，手足相残：周王朝后的春秋战国；秦王朝后的楚汉相争；汉衰亡后的三国争雄；唐王朝瓦解后的五代十国……直至清王朝倒台后的军阀混战。每一次分裂、割据、动荡、战争，都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无穷祸患，给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东汉和帝时期，中国人口总数是五千三百万，到了三国争雄时，人口剧减到二千万左右，减幅超过半数。当时的诗人王粲在《七哀诗》中写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是对分裂后惨状最真切的描述。惨痛的历史，让中华民族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昌盛，有着锲而不舍的追求。无数中华儿女殚精竭虑，至死不悔；无数仁人志士毁家纾难，舍生取义；无数贤达才俊不计私利，海纳百川……高举着精诚团结的火炬，照亮着漫漫的历史长路。
　　绵延万里的长城，历经风雨二千余年。有人视它为民族的象征，团结的形象，也有人说它是闭关锁国的壁垒。取意不同，自然说法不一。不管怎样，长城是当时的华夏民族，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而修建的宏伟工程。
　　到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长城仍没能阻挡住北方民族的南进。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起了大清王朝。一次，康熙皇帝视察长城，有官员借机上奏，请求拨款重修长城。康熙笑道：我治国用的是人心，天下百姓归于一心，这是最牢固的长城。
　　用德政去修建人心的长城，用团结去凝聚天下人心，众志成城，这才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牢不可破的万里长城。这是康熙的明智，也是历史留下的道理。
　　能否让天下百姓团结一心，关键是看能否凝聚百姓心中的共同理想、信念和意志。唯此，才能让天下人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昌盛的基石。
　　美丽的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叫柏海，位于青海省的腹地，今天叫扎陵湖和鄂陵湖，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源头。1300多年前，英俊威武的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亲率众臣，从雪域高原跋涉了2000余里，来到柏海边，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迎接大唐来的新娘———文成公主。
　　从大唐王朝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制止战争，维护边境安宁，而采取的“和亲”之策。从一个汉族女儿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王朝的利益，不得不背井离乡，远嫁异域的凄婉故事。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它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事实：文成公主的进藏，平息了汉藏民族之间的纷争，也给当时的吐蕃王朝带去了诗书典籍、工匠技术、中原礼仪，极大地促进了青藏高原社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汉藏人民相互间的交流。这无疑是历史上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
　　千百年来，黄河之水从源头缓缓流淌，汇聚了无数江河，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中华民族也如同这黄河之水一样，汇聚了众多的兄弟民族，以团结统一的凝聚力，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诗。
　　今天，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上，由56块花岗岩镌刻的民族浮雕，代表着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大家庭紧紧连在一起，犹如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矗立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民族团结，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也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团结精神，对一个政治集团来说，也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历史曾写下过无数这样的故事。
　　广西金田村———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祥地。
　　清代末年，国家内忧外困，民不聊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徒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洪秀全率领太平军连战连捷，以摧枯拉朽之势，几年时间就占据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1854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定都以后，太平军领导人开始腐化堕落，彼此猜疑，互相攻讦，最后激变成相互残杀的“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带领自己的部队，负气出走，使太平军的力量大大削弱。1864年，清廷军队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有更深层的原因，同一时代的马克思对此曾作过深刻的分析。但是，政治集团内部的不团结、领导人之间各怀异志，是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把管理好家庭，与治理国家、治理天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团结也同样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元素。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中国人注重家庭的和谐与团结，也留下许多古今相传的美谈。
　　妇孺皆知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的丰功伟业和家庭的和谐团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诸葛亮的夫人叫黄硕，是当时四川名士黄承彦的女儿。传说她相貌奇丑却才华横溢，精通琴棋书画，擅长奇门遁甲、医术和机械制造。相传，诸葛亮在战场上使用的木牛流马、连驽，还有深入瘴厉之地时，为辟除疫气使用的行军散、卧龙丹，都是出自夫人黄硕之手。夫妇的和睦相助，成就了三分天下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
　　团结精神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心胸，一种气度，一份人格，一份情操。同时，他还必须将个人的理想信念，同集体、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才会有一滴水融入江河之势，一棵树立于万林之基。
　　战国时代，赵国名相蔺相如出身寒门，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才能，深得赵王的器重，被任命为上卿。这引起了赵国的老将军廉颇的不服。廉颇认为自己出生入死，凭借战功，才成为上卿，而蔺相如只不过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职位却比自己高。他到处扬言：“如果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
　　蔺相如听到这些话，处处避让廉颇。蔺相如的部下对此十分不理解。蔺相如对他们说：“我连秦王都不怕，怎么会怕廉颇呢？我不过是不想两虎相争，让秦国有机可乘，损害赵国的利益罢了。国家安危第一，个人恩怨算什么呀！”这番话传到廉颇耳中，使他深受感动，悔恨自己气量太小。于是，他自缚其身，背着荆条，亲自到蔺相如门前请罪。从此，两个人消除了隔阂，共同为赵国的强大而努力。
　　这就是“将相和”的故事和成语“负荆请罪”的出处。蔺相如、廉颇之所以最终求得团结，除了他们心胸博大和高尚的人格情操外，还有他们信念目标的一致：为了国家的强盛。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两位领导的团结合作、肝胆相照，被人们传为佳话。刘伯承司令上了年纪，邓小平政委总是和他共同指挥，尽量分担更多的工作。部队转战鲁西南的时候，有一次野战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一个团的军政领导不和，要求会后刘邓首长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会上，刘伯承、邓小平都语重心长地讲到团结问题。当邓小平讲话口渴的时候，刘司令亲自倒水端给他喝。领导们无言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部下，会后那两个闹矛盾的团长、政委深感惭愧，主动做了检讨。为了新中国，刘、邓———两位开国元勋，用自己的心胸、气度、人格、情操教育影响着部下。要团结一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往无前的致胜之道。
　　闻名遐迩的都江堰，坐落在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站在青城山上远眺都江堰，人们无不为工程的宏伟奇妙而惊叹。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存留的、以无水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工程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距今已有二千二百余年历史。这是中国科技史、水利工程史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丰碑，集体的丰碑，团结的丰碑。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无数名建设者，上下同心，万众合力，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这福泽万代的历史奇迹。如今，那些建设者们的名字早已被历史的风尘所淹没，只有李冰父子的雕像还敬奉在二王庙中。我们相信，后世人们在供奉李冰父子的同时，也一定供奉着他们身后紧紧站在一起的无数先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集体！
　　又何止是都江堰，神州大地数不尽的宏大工程都是团结合作的成果。黄河大堤、京杭大运河、洪泽湖大堤、江浙海塘以及今天的红旗渠、三峡工程，都是千千万万人团结合作的见证！他们共同的名字，还是叫集体。
　　团结精神，集体主义，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面对自然灾害，面对各种祸患，面对侵略者的铁蹄，面对建设美好家园的重任……团结，仍然是我们锲而不舍的追求。
　　2003年春夏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神州大地肆虐。从南国到北疆，从沿海到内地，疫情冲击着人们幸福祥和的生活。
　　面对非典病毒，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医生、学生到农民工人……，上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全力同疫情做斗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令人注目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非典检验了民族的凝聚力，鼓舞了民族的战斗力。中华民族不愧是团结统一的伟大民族！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团结的艺术，也是团结的要义。
　　团结需要求同存异。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国共两次合作都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结果。一次是北伐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为了民族的共同利益，两党走在一起，并肩作战，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赢得了国家与民族的胜利。
　　“一国两制”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国家统一的原则之上，对“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灵活运用和伟大创新。只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宽容和智慧，容纳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台湾问题，也必将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义之下最终得到解决。
　　团结是宽容，但不是软弱；团结是融合，但不是放弃原则；团结是国家、民族、集体的大义，不是一人、一家、一宗一派的小利。
　　眺望神州大地，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着新的纪元进发。
　　面对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中国人民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机遇和挑战中，迈向辉煌的明天。

德育宣传片解说词之二：

　　宇宙广袤，星空浩渺。2003年10月15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傲然矗立，即将进入中国载人航天飞行的新历程。
　　一声令下，飞船腾空，璀灿的火焰，燃烧着中国人的激情与梦想，在长空中划出美丽的彩虹。
　　这是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
　　宇航员杨利伟代表中国人写下这样的话语：“为着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最近100年来的历史吧。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科学技术的成就几乎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也是人类多灾多难的一百年。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奥斯威辛集中营、核战争的威胁、艾滋病、环境危机、能源短缺，等等，等等……给人类的命运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没有哪一个时代像20世纪那样，希望与失望、善与恶、繁荣与危机、进步与倒退……各种矛盾对立，尖锐地摆在人类的面前。
　　100年过去了！千僖年的钟声，还清楚地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欢庆的场面，是对未来祈盼。人类依然怀着希望和信心，憧憬着美好的新世纪。
　　21世纪，人类的命运会如何？面对新世纪，怎样去化解危机，实现进步、繁荣、和平的梦想？
　　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这片大地。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有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其中不乏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用仁爱之心对待他人，才能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用仁爱之心对待其他民族，才能得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用仁爱之心亲和万物，才能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时空流转，人们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春秋无义战”一说，当时的华夏大地，诸侯纷争，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如何制止这些毫无道义可言的战争？如何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以孔孟为首的诸子百家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他们苦苦思索着，激烈地辩论着。
　　墨家提出“非攻”思想，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儒家主张通过“以德行仁”，建立仁爱、道德、和谐的社会秩序。
　　翻开《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人们发现其中“仁”字屡见不鲜，共出现过109次。这个“仁”字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
　　最能体现“仁”字内涵的表述，是孔子与其弟子樊迟的一段对话。
　　有一天，学生樊迟请教孔子：究竟什么是“仁”？
　　孔子沉思片刻，回答说：“仁者，爱人。”也就是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
　　孔子这个回答看似普通，却有着深刻的内涵。
　　“仁”字的构造是人与二字的合写。《说文解字》中解释说：“仁，亲也，从人从二。”意思是，只要有两个人，他们之间就构成一种社会交往关系；要想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要相互亲爱、亲近。所以，“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准则，推而广之，儒家认为通过“仁爱”，最终会达成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中国人非常推崇的“仁爱和谐”。
　　儒家主张的“仁”，不局限于哪一家、哪一族、哪一国，而是一种普适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它实现了中国古代道德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仁，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对父母孝是仁，对子女慈是仁，于人忠是仁，敬人是仁，惠人是仁。仁是政治的核心，德政、仁政体现出对民众的爱。爱人者人爱之，憎人者人憎之，害人者人灭之。道德仁义的真谛在于爱人。
　　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十分推崇儒家的仁爱思想，认为“仁”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价值的原则。
　　立足于仁爱和谐的思想，人们纷杂、混沌的思想就可以变得清晰、透彻起来：在人与人之间，要平等相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人与自然之间，要尊重自然，“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在文明与文明之间，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在国与国之间，要“以和为贵”，“协和万邦”。
　　“和”必须以互爱为前提。爱则生和，不爱则生离，恨则生斗。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说的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历经几千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中华民族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始终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同这种对人类与自然的认识分不开的。
　　中国历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坚持以和为贵、宽厚仁爱的原则，用信义、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努力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亲同一家。所以，中国历史上尽管曾出现过无数次分裂，甚至是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
　　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先秦儒家的和谐统一观念，已经根植于华夏大地，深深地印在民族意识之中，成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牢固纽带。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56个民族和13亿人口的大国。团结、和谐是民族大义，也是民族大利之所在，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先秦儒家的仁爱和谐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和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中国先哲名言，精彩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宽宏胸襟。
　　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茫茫戈壁，漫漫丝绸之路。2000多年前，汉朝使节张骞和班超就曾经从这里出使西域各国。汉朝与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的联系和交往日渐频繁。
　　大唐的都城长安，当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穿梭，唐朝使节也从这里出访世界。除中亚的一些国家与唐朝保持着独特的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到长安41次，日本遣唐使14次，狮子国使节访唐3次。公元643年前后王玄策3次出使印度，公元663年阿罗憾出使东罗马，公元664年郭务出使日本。此时，唐朝和各国的民间交往也更加频繁。鼎盛期间，长安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3万多外国留学生，来大唐生活、做官、经商的外国人更是不计其数。
　　史料中，曾记载了唐明皇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有人送给武贵妃一件胡人穿的衣裙，贵妃十分喜欢，但招致皇后的不悦和责难，因为皇族仪式仪容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穿胡服成何体统？事情闹到唐明皇那里，他却哈哈大笑：我们吃的葡萄、弹奏的琵琶，不都是来自胡人的吗？
　　史实表明，盛唐时代，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社会充满自信。当时的长安“胡着汉帽”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至于“胡食”，更是比比皆是。白居易曾写道：“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女子骑马陶俑和胡人三彩陶俑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一些“昆仑”黑人陶俑，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和谐交流的状况。
　　中国王朝最大规模地向外国派遣特使，则要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至1435年间，由明成祖派遣、以郑和为特使的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造访过30多个国家。这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而且书写了一段中国官方外交的佳话，成为中国协和万邦的见证。
　　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各国友好往来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传播到周边地区，深刻影响了东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秉持兼容并蓄的姿态，立足于自身，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数百年后，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唐代禅宗的产生，则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河南济源市王屋山的阳台宫有两棵菩提树，是唐代司马桢和玉贞公主亲手所栽，成为当时佛道两教在此共处的象征。这样，经过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儒、道、佛三家互补共存、和而不同的格局，共同构建枝叶繁茂的中国文化。儒道释三教合流，是中华民族“仁爱和谐”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华夏文化走出中国远播东亚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外交，也处处闪耀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
　　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弘扬“和为贵”的思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主张，从而使中国外交思想和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中国阔步走向世界的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更加注重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国际战略。
　　1997年11月1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江泽民莅临哈佛著名的“纪念礼堂”，发表了“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
　　他以掷地有声的语言，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时被哈佛学子的掌声所打断。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1993年夏天，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之间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吗？不同文明之间能不能进行对话？对话的基础又是什么？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同样是在1993年，来自全世界的6000名学者、各宗教界人士汇集芝加哥，对世界性问题和共同的伦理原则进行学术研讨，提出：人类社会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推进两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亨廷顿先生恐怕也忽略了，作为世界文明三大源头的三大宗教教义，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教人向善，仁爱和谐。亨廷顿先生的另一个错误，恐怕在于把人类文明的本质等同于由统治集团推动的政治倾轧。
　　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强调“和而不同”。《左传》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不同力量和事物之间的和谐会产生出新的事物，而相同的事物相合则不能有新一代事物的产生。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为人处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在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同时，面对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伴随的严峻环境问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在深刻思考着如何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仁爱和谐”，这一中国哲学的古老论题重新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但是，时至今日，世界环境问题的现状仍然难以尽如人意，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
　　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约有11亿多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每年有1500多万人因空气严重污染而难以生存。
　　全世界的水资源正在日益短缺，20多个国家已经处于长期缺水状态，50年后世界人口的13%至20%将遭遇悲惨的水荒。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和自然环境也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品。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52种鸟类灭绝，波斯湾水生物种的灭绝难以计算。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使蓝色的多瑙河边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可饮用水短缺，空气严重污染，土地和地下浅水层受到毒害。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过：“大自然从未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
　　恩格斯也曾经讲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近代文明过于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
　　中国的传统文明，比较注意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散发着古代智慧的光芒，而且洋溢着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是各民族大交往的世纪，是人类和自然和解的世纪。我们深信，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面前，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富有的和谐品格，必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大业提供深刻的启迪，必将对妥善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正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更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贡献！
　　人类光明而美好的道德必将流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