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传忠朗诵：《孙道临是一首诗》

孙道临是一首诗

作者：黄宗江

　　孙道临是一首诗，是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诗。

　　这看来是一句玩笑，确是玩笑，却又是我和道临七八岁时相识，如今却七老八十了，我积累了这么一句对他的既虚且实的总结。  

　　我最早见到他时，他还不叫孙道临，学名孙以亮，是一个很Shy的男孩。不是我好洋，只因此Shy最确切，与汉字“羞”谐音且意近，又不尽同，羞字过重，害羞怕羞等更重，或说“腼腆”，他又没那么不大方，或可形容为“静如处子”之类，似又过虚了。他一向坦直，而不直露。他的性格生就的内省而不外向。据他年轻时成长的轨迹，似应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却误入剧坛、影坛。据他说是我指定的。是我。对此，我实有一丝歉意，也有一丝得意。  

　　我认识以亮，是我从京师蒙养园初小毕业，考入了崇德中学附属高小。我们都还很小，却自以为很大了。他���特Shy，特像个小绅士，衣履行为都比我们端正，没我们跟野孩子们学的粗话或粗野的游戏。我特别记得，上“小五”的夏天，我们跟着家里都在西山八大处避暑。某日，我们约好去长安寺，看望在那里避暑的教我们英语的英国长老法克思。老法黑衫白领，独臂，听说失臂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见过他上课时忽地失神，凭窗垂泪。我们趋前，欲慰无辞。法克思老师背着身，轻挥独臂，要我们离去，不要管他，我们也只好留下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流泪。我想这一切影响我们，虽未信仰什么教却一贯尊重钟声，那钟声总是祈祷人世间和平、幸福、美好的。  

　　小学毕业，我随父亲的工作调动，离别了北京，告别了孙以亮。握手如仪，像个小绅士的样子。我在青岛上到初三，父亲病故，我又随母亲北返。作为老学生，被说情回到崇德，半途插班初三，孙以亮在焉。我渐渐感到以亮挺忧郁的了，连我这比较满不在乎的人也不免忧郁起来了。其实，今日回顾，在我们长大的日子里，精神上不断经受“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等等大事件的撞击，原想有所作为的少年、青年，怎能不浸染了那个时代的忧郁、忧伤、忧愤？！  

　　这初三的又一年相处，加深了我和以亮的友谊。初中毕业，我回到母亲身旁，考上天津南开高中，又一次和以亮分手了。这一分手啊，这一时代的忧郁与振奋啊，“一二�一”啊，“七七”事变啊，……后来才知道，那些童年伙伴，有的远走内地、解放区，有的留京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少年时可真像是一年当十年过，日子挺长。和以亮一别三载，1938年秋，我进了燕京大学，又见孙以亮在焉。时北平沦陷于日军，教会的燕京大学有如美国租界。开学不久，孙以亮在京被捕，出狱，剃了个光头。这在当时燕京，也还是不平常的常事。一切均在不言中，消溶于默契。他却显得更加忧郁了，选念了哲学系，不时也写些朦胧诗，像是恋诗，他却从来不谈恋爱。一直到四十岁上下，我给他介绍了林黛玉���不，王文娟，这才情种晚成。  

　　回首燕园，在此必须着重一提的是，对我们尤其对我，比读书、恋爱更重要的是演剧。我来自特有戏剧传统，出现过张彭春、周恩来、曹禺诸中国话剧先驱的南开中学。我和同来燕京的南开同学们便忙活着组织剧社，准备演出曹禺的经典著作《雷雨》。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孙以亮。我们都年方二九，不折不扣的小生。我就对剧社的骨干说：他如愿演周萍，我就演周冲；他想演周冲，我就演周萍。我们立时把以亮喊来，在宿舍念剧本一试。结果是或高或低八度，调不成调，声不成声，也难为人家未来的哲学家了。我们还留下他，委以剧务和场记的要职。我对这块演员坯子仍不死心，在此后的一年里，他终于作为“第一小生”主演了我改译并导演的《窗外》与《悲怆交响曲》，虽仍不太出戏，却也意境脱俗。演剧也像许多别的行业一样，常是大器晚成，慢工出细活的。  

　　后来，我去了上海，投奔了抗日的剧社，投奔了于伶、佐临诸公，参加演出了夏衍的《愁城记》，吴祖光的《正气歌》，曹禺的《蜕变》……1941年暑假，以亮来上海料理家务，时剧艺社正拟上演《正气歌》，角色多，我介绍他给导演吴天，在该剧里“客串”了文天祥的随从吕武，虽只一场戏，在牺牲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大宋朝万寿无疆”之类，还是很动人的，使吴天念念不忘，同台者石挥诸君不忘。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起，日美交战，燕京封门。孙以亮又和燕京一些师生同被捕。日本人在上海统治了电影，放松话剧，我们又逐渐组织商业剧团。时以亮在北平已被释放。我写信邀他“下海”。他复示难以自由离开北平，并告在北平郊外养羊送奶为生。这些我虽未亲见，但我心里至今有着以亮与羊为伴的形象，我感到凄楚，感到他像羊一样的善良、无奈、一样的Shy。 

　　年轻时，日子不快，步子却快。我从上海跑到重庆，又跑到海外，再回到北国和以亮他们重聚时已经是1946年夏了，抗战已胜，内战方殷。我们又一同到燕京上第九年大学，以期拿到学士学位。他仍读哲学，我仍读西语。课余仍攻演剧，主次难分。过成都时，燕京前代校长梅贻宝就问过我：“你到底是学校的学生，还是剧团的演员？”我答：“都是。”其实孙以亮也已经是个职业剧人了。我返国再见到他时，他已职业演剧多年，那时他已改用艺名孙道临。  

　　我这老童生上了一年第九年大学，积患成疾，吐血卧床，终于未能念完第十年。道临则以哲学学士学位终结了他的也够漫长的学涯。随后我们同在北平参加了焦菊隐办的“艺术馆”，演出了我编剧，另一燕京老同学、亡友丁力导演的《大团圆》。这时剧影界另一地下党员金山远进来看戏，便把我们几乎全班人马带到上海，在他开办的清华影片公司作为开门戏拍摄，仍由丁力导演，上映不久遭禁。这是孙道临第一次上银幕。面临解放，郑君里在地下筹拍《乌鸦与麻雀》，找到了方从病床起来的我，要我演剧中上官云珠的丈夫。我婉谢，推荐了道临。我早就想脱离演员生涯，也是从小就想当一个剧作家而不是演员。倒不是我对演员职业有任何轻视，可说是太重视了。我心目中的演员应是全才，既有金嗓子，又有钢身架；既可儒雅，又可粗犷；既能弹唱，又能弯弓……我大不够格!多年来我所瞩目的演员材料孙某庶几近焉。  

　　作为一个演员，孙道临在解放后的成就是国人有目共睹的。《民主青年进行曲》中的方哲仁，《渡江侦察记》中的侦察连长，《不夜城》中的资本家张伯韩，《革命家庭》中的江梅青烈士，《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又一烈士李侠，《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文革”后《李四光》中的李四光，《非常大总统》中的孙中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江南棋王……  

　　我还从略了他参加或编导的《雷雨》《继母》等等。  

　　不能忽略的是他在译制片《王子复仇记》中配音的哈姆雷特。如果莎士比亚在天有灵并懂中文，亦当首肯孙道临这位东方的“可爱的王子”。  

　　看，作为一个演员，好演员，可以活得多过瘾！我不再为道临未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而抱憾!  

　　我也从不讳言，我一向对孙道临的表演艺术既欣赏又有所不满。似过于含蓄，不够奔放，体验重于表现；较之三、四十年代名演员赵丹、金山、石挥等，孙道临缺欠一种一触即发甚至不触亦发的“疯劲”。然过犹不及，是表演大忌；他的缺点又是和他的优点相伴随的。  

　　我不时提到道临的善良和忧郁。多年来，我总感到道临太善良了，乃常在谴责自己不够善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或有如古乐府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常在生活中，自常谈笑中，窥测我这一密友，受人敬爱的大演员，得意的“大明星”，内心的难以说清的，与人生人世共存的忧郁。又出我意外，在准备提笔写此文之前，读到《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中他的一文，孙道临题为《惶悚》，意在对岁月的惶悚，不料将笔锋一转，从人间真情至情写到自己“竟是比十八岁时的我大大地易于激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大大地年轻了！这是为什么？……”  

　　真是这样。这些年，每遇道临，我仍常在追索他眉宇间的羞怯与忧郁，却似有若无了。我曾戏改辛稼轩句，反其意用之：“少年已识愁滋味，无须登楼，强抑愁。如今却忘愁滋味，仍说不休，仍说不休，又道天爽好个秋。”平仄不协，然深合我意，想亦符道临意。  

（本文为作者为孙道临诗文集《走进阳光》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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