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乙：生命一开始是指向终点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夺回来

 �点击上方蓝字即可关注  声音的眼睛 | 第597-6期

今年4月，作家阿乙在新书分享会上谈及“消费文化”时，认为目前非常火的短视频是比凤凰传奇、杨钰莹还等而下之的文化，“每天刷抖音、快手、西瓜是用自己的生命帮别人发财，这不就是在浪费上帝给你的使命或生命？

一语激起千层浪。这段视频迅速传开后，众多网友质疑阿乙是在贬低别人炒作自己，“文人嘛！大多都有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职业习惯，可是不知道这位阿乙先生哪来的底气如此傲慢？

然而，5月19日晚收看过第二季《朗读者》第三期的观众，大概会转过头来重新理解阿乙何出此言。这个以文搏命的人，在人生的柔道场和死神交手抗争，他的生命因为写作几乎遭遇了死亡，但同时也因为写作跨越了死亡。

时间啊，你抓得起来就是黄金，抓不起来便成了流水。惜时如金的人，是无法理解怎会有人挥金如土的。

阿乙说，“我认为我的生命，或者是别人的生命，都应该一开始就是应该属于死神的，就是它操纵在死神手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事业或者用自己的生活，从死神（手）里把自己的生命夺回来，我们要实现我们的自主权。所以，我很感激生命中有写作这样一个事情，它虽然把我推向了一个疾病的苦海，它同时也把我拯救出来，拖出这个苦海。”

或许，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写作，是阿乙无法言说的、好似刻在骨血里的执着和热爱，这份热爱照耀着他，如同斗士，用生命的力量一直战斗下去。

 “孤注一掷”就是他最好的写照

70后作家阿乙，是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和中坚力量，也是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从2008年到2018年，他以每年出版一本小说或随笔的频率，创造了一个写作的高峰。他的文字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七种语言十个版本，而这一切，是他用不要命地写作换来的。

今年，阿乙终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创作的初衷，源于他想写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一份在文坛建功立业的雄心。对于完美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过程的煎熬是成倍的，他会觉得每个地方都充满漏洞，写第一遍时用一个词觉得不错，第二遍看觉得应该换个同义词，在“曾”和“曾经”之间都可以纠结很久。

“我性格上是特别追求完美。我基本上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采取一个强攻的态度”，阿乙形容道，写长篇，对那些过于认真的作者来说，他就像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卡车，做黑夜里的长途运行，经常会出现一种绝望或者焦虑，就像一个失去保护装置的一个攀岩选手，他攀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再往上爬不了……

以命博文，似乎就是他的一种宿命。

2013年3月，《早上九点叫醒我》还没写到一半，阿乙在家写作的时候突然咳血，到了医院一检查，高度怀疑是肺癌。听到消息，恐慌是必然的，“我记得我在医院那个走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就会蹲下来。那个时候就觉得，周围走来走去的人，他们都带着惊愕的神色，就像潮水一样退开了，然后你一个人，就很可怜地蹲在那儿，就等着死神过来，就把你擒杀，像柔道一样地把你按在地上。”

确诊之前要做各种检查，每次去拿报告单之前，阿乙就在手心写四个字：是又怎样？他就在心里想，“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是活，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是不活，要给自己打气，你不要被它吓坏了。”

六个月之后，结论出来了，他得的是Castleman病，属原因未明的反应性淋巴结病之一，几十万个人里面才有一例。直到现在，他仍需按时治疗，有时还会去做化疗。

阿乙承认，正是因为写作，才导致了病魔的降临。那时，他几乎一天24个小时都沉溺于创作之中，有时连做梦都在和人物对话。一开始，他还自己烧饭吃或者到外面吃，后来就发展到订餐上门。再往后，外卖敲门都成了对他的巨大惊扰，索性一次性去超市买很多的面包储存起来，每天就着面包和牛奶打发自己，一天只吃两顿。他曾说自己上厕所都会带本书，“因为浪费时间，让我有负罪感。”

偶尔他还会想，“人类这么聪明，为什么独独发明不出一个高度浓缩的药丸，让你吃上一颗，就顶上个十来天的？”

戒了三个月，又“死不悔改”了

残酷的命运，似乎逼迫着阿乙要在生命和写作之间做出某种选择。

2013年10月，他在住了六个月的院以后，试图“戒”掉写作。但是三个月以后，他又忍不住抱着瞧瞧看的态度，打开蒙上了尘灰的笔记本电脑，“当时手一触摸到键盘，整个好像直接就很滚烫的一种东西传递到大脑。所有为这个小说受的罪，全部都浮现出来，非常难受。后来慢慢的就又死不悔改，又开始写了。”

2017年，阿乙又一次和死神交手。Castleman病攻击到肾，再加上常年进行激素治疗，身体状况一阵子虚弱到连洗澡弯腰捡块肥皂都气喘呼呼，他脑子里出现了两个自己��一个说，如果这个病实在翻不了盘的话，就去卧轨吧；另外一个说，你这样不是给别人造麻烦吗？

“亡命之徒”般的阿乙，选择冒险强行从原来每天服用3片激素，直接加到20片的超大剂量，“我要用这个激素换来一些时间，换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非要把它（《早上九点叫醒我》）完美地呈现出来。只有这样，我才没有遗憾。

有时候，疯狂和传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以“生命”为主题词的这期《朗读者》中，阿乙朗读的文章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所诠释的生命超越之美，曾感动和鼓舞了无数读者，点亮了他们的明灯。

在双腿残疾的沉重打击下，史铁生一度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他就摇着轮椅总是去往地坛，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地坛只是一个载体，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

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时隔十二年后，胡歌也在《朗读者》中用莎翁名篇扣问生命，直面伤痕。这些历经过生死的人，已经学会了挣脱束缚，浴火重生。就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所说的那样：“既然我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活着。”

或许，阿乙更让人有想要流泪的冲动。他应该是个悲观主义者，却在用一种近乎“莽夫”的气质和生命的逆流对抗，“我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种田的农民，保留了农人的一种对生命不珍惜的根深蒂固的秉性。农村里如果有个农妇受了一点侮辱，她很可能跺跺脚就回去喝农药死了，对于生命的鲁莽随处可见。我是个写作者，但我其实是个盲目的人。这种人，可能上千万的金钱收买不了他，但为了五块钱，他可能会拼命。我早些年写作，就闷头写，怀疑自己的体能会跟不上，但是也顾不了那么多。我没有海明威的体魄，也没有那样收放自如的能量。我写就是一股脑儿地写。”

从写作中获得的幸福感，超越了有车有房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阿乙在江西瑞昌的老家当过乡派出所的民警，后来调到组织部当公务员，因为不甘这份闲适，又去《郑州晚报》当了体育编辑……写作的理想，始终在招引着他。井底之蛙的恐惧，支配着他想要出走和逃离的欲望。

阿乙的家就住在火车站旁边，京九线开通的时候，虽然火车只是在瑞昌停那么短短的一分钟，但那一分钟足够就影响到他，“我就感觉，有一天自己也会登上这个火车，去远方。”

从26岁到32岁，阿乙投了80到100多篇文章，都没什么回应。他把自己形容为一只想要展翅高峰的鸡，但是飞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就被迫掉了下来，于是又灰溜溜地回到那个鸡窝，“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他还会说，你看你三十好几了，你没房没车也不说，那么好的工作不要，你在外面混。当时我就是在想，只要我的心是靠近写作的，只要这个时间够久，我是一定能写成的。即使我写不出来，那么我通过写作所获得那种幸福感，也是超越一个车或者房、或者只是物质上的东西，给我带来的愉悦感。”

2008年，命运终于开始垂青于他。bullogger网页的创始人罗永浩向出版商推荐了阿乙，然后《灰故事》正式出版。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总裁沈浩波非常欣赏阿乙，认为他的小说集《鸟，看见了我》是本“纯粹的文学集”。

在第二本书出版前夕，阿乙向诗人北岛写了封邮件，希望小说能得到他的推荐，不久北岛回信了，表示从《灰故事》开始就在关注阿乙，而《鸟，看见我了》的进步是如此明显，他称赞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对写作有着和对生命同样的忠实与热情。”

很多人说，阿乙的作品太真实、太冷静、太黑暗、太挣扎，让人看到了那个不愿意面对的自己。他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后记中写道：“我曾想在四十岁时开始写温暖，但我决定提前……我许诺将孤苦无靠的人物带领到暖地，给他们光芒、神性以及活着的力量，而不是再将他们锻造为一个动物般醒目的人类。”

补充一句，《早上九点叫醒我》题目的灵感，来源于阿乙看见的博尔赫斯的一篇访谈录。《朗读者》第三期播出的当日，阿乙在更新的微博中写道��有段时间，对博尔赫斯一段话感触颇多：“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他们为自己朝露般的状况感到震惊；每一举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一切都有无法挽回、覆水难收的意味。”

他说，死亡从中年就开始侵蚀一个人；他说，活着就像是一次逃难；他说，我总是拿命来经历这个世界。这个看似被写作奴役的人，其实超越了生命，违逆了平庸，“倘若什么希望也看不到，或者什么回报也不到来，那么我还会写”，这是阿乙的疯狂的执念，亦是他伟大的信仰。

来源：思想聚焦（ID：sixiangjujiao-we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