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我源：“牛棚”中建立的友谊 | 纪念邱岳峰逝世38周年

邱岳峰是最早进入翻译片组的演员之一。由于他见多识广，又相当的聪明，受到了陈叙一的特别青睐。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解放初期1950年《红旗歌》剧组。他那时还性格开朗，在后台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挺合群的。几年后，我调到译影，感到邱岳峰有些变了，变得郁郁寡欢，对人也不那么热情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背上了历史包袱。但是他在工作上，仍然表现得很出色。

我和邱岳峰虽然同在一个组内，但是除了工作没有什么接触。因为我出身不好，母亲还在台湾做官，我一个正宗黑五类的身份明摆在那里。他不敢也不愿接近我。而我呢，虽然出身不好，但由于是自己主动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的，所以也没把这个问题当作思想包袱。反正我就是个自由主义分子，落后分子，倒也过得轻松愉快。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都被扫进了“牛棚”，又在一个木匠间劳动，相处的时间多了，交谈的时间也多了，慢慢地，他也敢于向我吐露心声，而且发现也没给他带来麻烦。因此，他对我有了好感，有时他带点吃的，一定分给我吃。我这个人本来就容易和人混熟，何况邱岳峰是一个细心人，所以没多久，我和邱岳峰就从一般的同事变成了哥儿们了。

有一天，邱岳峰给了我一根东西，硬硬的像干了的蹄筋似的。我说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一条干了的脐带，吃了很补的。他叫我拿回家，用水发开，然后煮了吃。他说：你一定要吃，这不容易弄到。我说，你给雪萍（他妻子）吃吧，我不敢吃。他说，雪萍有了，你拿去吃，我不会害你。我只好拿回家。我真的把它煮了，硬着头皮吃下去了。我觉得我不能辜负了邱岳峰的好意。

邱岳峰多才多艺，木匠活做得真不错。我记得有一次下干校需要几十个小板凳，他好像老师傅一样，带着我和陆英华，做这些个凳子。以前我到他家去，看到他的五斗橱，也是他自己做的。我跟他学会了做木匠活儿，上电锯切割木板，用锯子锯出需要的材料。我做了个钉子盒，居然是用榫头而不是用钉子钉出来的，只是我没有他细心，也没有他技术好。我的盒子做得歪歪扭扭，但一直能用。这倒让我觉得，天下无难事，只怕用心人。

我是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粗线条的人，抗压性很强，遇到什么事我都吃得下、睡得着。在“牛棚”里，大家都是正襟危坐，不敢随便交谈，我却坐在那儿打瞌睡，胸前还流了一大片口水，“文革”后被大家拿来作为笑谈。

而邱岳峰却不一样，他是个神经纤细、敏感的人，别看他是混血儿，他在我们组中，算是中文底子比较深厚的，带着些士大夫气息的人，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所以“历史包袱”对他来讲也就格外沉重了。

在“牛棚”里，他的座位就挨在我的旁边。有一天他对我说：“小潘，我昨天一夜没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怕，我没有安全感，我觉得随时随地生命都受到威胁。”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出身不好，有问题的人，被抄家，被斗争，被打被摔，甚至被打死，都稀松平常。所以，邱岳峰才会有那种恐惧感。

我理解他。他的怕不是怕死，而是怕人的尊严受到伤害，还有被不可预知的灾难折磨着。这种心情我太理解了。工宣队进驻后，我虽然属于政治上迟钝的人，但由于我的出身，也感到情况不妙了。总感到有什么危险要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在译影、美影、乐团三个单位合开的大会上，我被揪了出来，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真被揪出来，我倒踏实了，心定了。什么“现行反革命”？把我在桌上乱写的字剪接起来就成了反革命标语。另外在看片子时，我看到林彪身体很弱，说话有气无力，我就脱口而出说：“林彪怎么是个糟老头儿啊？”这些就成了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行为。加上我的出身不好，这个罪名就坐实了。

现在想想，“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还真有道理。像我是被工宣队揪出来的，其他的“牛鬼”全是厂里造反派揪出来的。我觉得我的问题难解决，因为宁错我也不能错工宣队呀。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自信，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我说：“你们看我过得很开心，你们想让我难过，给我扣个反革命帽子，我偏不难过。就是做反革命，我也要做个快乐的反革命。”有一次开完大会，军宣队点名让几人留下来。后来劳动时，朱人骏问我：“小潘，你们留下来干什么？”我说：“军宣队说我们问题严重，要挽救我们，要用百吨浮吊吊我们。”我又说：“还吊我们呢，我觉得是万吨水压在压我们。”朱说：“你怕什么，你反正身经百战，刀枪不入了。”我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的性格。这使得我在“文革”中，还能像平常一样过日子。

邱岳峰就不一样了。他很要强，这个历史包袱，可大大伤了他的自尊。他变得郁闷。好在他业务能力强，工作上受到重视，一直受到重用，很早就受到观众的爱戴，这些也使他感到欣慰。但一有个什么运动，有个风吹草动，就又触碰到了他那敏感的神经。可以说他一直在这种矛盾与痛苦中生活着。经历了“文革”，我和他的友谊算是经过了考验的，他才敢向我打开心扉，吐露他的心声。我才知道，那个包袱对他来讲有多么沉重。

当然，我也不能给他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但他说出来了，也就轻松多了。

印象中，我还抢过两次邱岳峰的角色（和邱岳峰抢戏配，男同志没有过，女同志一般就更不可能了）。我记得一次是苏秀导演的戏，一次是萧章导演的。别奇怪，这两部都是卡通片，配的又是动物。卡通的动物性别比较难定，角色已经派给邱岳峰，研究下来应该是女的，就换了我了。我对邱岳峰说：“你别神气，我能抢你的戏。”

记得我1979年要去香港探亲前，邱岳峰把我拉到阳台上，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的问题可能很快就要解决了。他让我早点回来，我答应他一定回来。可是没想到出了些意外，我未能按时回来。第二年就听到了他的噩耗。我哭了。我的心揪在一起。我说他真傻呀。可我也明白，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彻底绝望了，他要解脱。以我对邱岳峰的了解，他认为自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邱岳峰是不幸的，但有幸的是他在陈叙一的领导下工作。否则，就不会有人知道邱岳峰，欣赏邱岳峰了。大概早在50年代初，他就会因为“历史问题”送去劳改，流落到何方，甚至埋骨在何处，都没有人知道。陈叙一为了培养译制片的人才，运用有限的权力，在多次运动中保护了邱岳峰，使得邱岳峰在译制片中发挥了自己的才能，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邱岳峰走了，他留给家人、亲友和热爱他的观众无限的伤痛。

本文作者潘我源（左）和赵慎之合影

老演员们在厂里  左起：童自荣、戴学庐、富润生、潘我源、李梓、赵慎之、苏秀、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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