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岳峰死的时候,我20出头,看电影,一直看,把人都看傻了,有时候,分不清什么是银幕里的世界,什么是现实世界,嘴里全是台词,电影的主题音乐一遍就记住了。《列宁在1918》开头的音乐,典型的俄罗斯学派,像极了老柴五交的第一乐章,我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地哼哼着。还有,淘电影音乐CD,在五原路的小摊里,就为了那么一点自以为是的幸福。80年代,CD还是稀罕东西,终于,挖到了辛辛那提通俗乐队的一张“Sailing”,有一小段“The dove��鸽子号”的主题音乐,那音乐旋律轻盈得像飞,我以为,只有浸润过爱情、有过航海经历的人,才能写出来。我那时候感觉极好,好象跟那个从未谋面的刘广宁又近了一点。
上海人不作兴靠得太紧,讲距离,即使喜欢,远远的也就够了,不一定要认识。
邱岳峰死的消息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在公交公司当调度员,就是管发车打铃的事,42路总站在裕德路,隔壁就是上影厂(不是上译)。同事是女售票员,刚从农场上调。我不信,她说自己和邱岳峰的女儿在同一个农场,而且是最要好的朋友。我非常难过,难以名状。她还告诉了我追悼会的确切时间。
其实邱岳峰在上海人中间早就有名气了,比我大一辈的“老克腊”都会说“喔,邱岳峰灵咯”,早年,他在“可尊敬的妓女”中已经炉火纯青。上海话邱岳峰的岳字发音特别,和普通话南辕北辙。
邱岳峰是到“简爱”登峰造极。怎么他就没了?
我看“简爱”是在北新泾,70年代后期,我不明白当时排片的人怎么把这部将成为电影学院教科书的经典放到如此荒凉的地方来做首轮。新泾电影院就是农村礼堂加木长凳,小孩子小便可以直灌下去。因为“简爱”,这里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坐标。“简爱”的拷贝是全新的,新得没有一点划痕,色彩浓郁,那时我迷恋英国老派画家庚斯博罗的油画,那画面就是庚斯博罗的动态展示。桑恩菲尔德庄园。
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完全在“简爱”的shake之中。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浓度”观点,我像一只呛在蜜里的蜂。甚至有一些小场景,现在都历历在目,“你哭了?”“没有”(简欲上楼,将头拧过去)“眼泪顺着睫毛落下来了。”这么通透,没有火气,不动声色,然而电光火石。
现在说这个话的人躺在鲜花从中。说实话,我很怕到龙华去。每次去,心情都会坏到极点,难以修复。但邱岳峰走,我还是去了,尽管我跟他从未见过面。那年的春天特别冷,我见到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人跟电影这个职业没有关系。我也见到了刘广宁,她围一条灰绿色的手织围巾,分发黄花。没有人去惊动那些配音演员,都很节制。李梓说了一些话,语气平和,但听得出她非常难过。致悼词的是韩非,后来才知道他俩是知己。韩非说到邱岳峰收到过一封外地残疾孩子的信,想谋求帮助,邱就鼓励小孩学画画,还长期寄文具去。韩非也可怜巴巴的,那一辈人,都像被人玩残的鸟,心思重重,小心翼翼。最后是邱岳峰的儿子,一个削瘦苍白敏感的少年,我想,邱岳峰年轻时应该就这模样!轮到他说话了,他的第一句话是:“爸爸,你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这时候,全场的人感情终于难以抑制。
我随人群看了邱岳峰的遗容,他西装领带,风度极好的睡在那里。听说化装师是邱岳峰的影迷,特别用心。他就是罗切斯特,他的嘴也是凹于下巴的那类,但是,它再也不会发出声音了,哪怕是一个短句。从那一天起,上译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我的傻颠颠的日子也结束了,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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